迈出北大校门后，俞敏洪找到他以前曾做过兼职的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继续教英语挣钱维持生计。“不过后来教了一段时间，发觉老是在人屋檐下，自己的想法施展不开。”他开始想自己单干，于是他和这所民办大学商议，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在外面办一个英语培训部。东方大学对这件事情很乐意，他们只是提供一个牌子而又能够得到一笔钱，这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俞敏洪上交15％的管理费。

俞敏洪终于单飞了。199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夫妻俩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个桌子，放一把椅子，俞敏洪用锤子一砸，挂起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招牌，干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这一年，俞敏洪29岁，接近而立之年，他的目标是挣一笔学费，摆脱生活的窘境，然后像他的同学和朋友一样到美国留学。整个培训部只有两个人——俞敏洪和他老婆。每天上午，俞敏洪骑着自行车，拎着浆糊桶，四处寻找电线杆子，在上面贴广告；每天下午，夫妇俩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

第一天，两个学生试探性地走了进来，抬头看看“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大牌子，再看看俞敏洪夫妻两人，环顾四周，只有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再低头看看，登记册上干干净净，连个名字都没有。这两个学生对视一眼，毫不掩饰满脸狐疑的表情，以为遇到了骗子。俞敏洪运用自己多年讲台生涯练就的口才，说得口干舌燥，终于让两个学生留下了钱。

目送着两个学生走出办公室，夫妻俩刚松了口气，还没来得及高兴，只见刚才的两个学生跑回来，说是有些后悔，然后把刚交的报名费又要走了。

转眼间，俞敏洪两口子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是都只是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俞敏洪很不解，他在心里琢磨，为什么好多人来，看看报名册就走了呢？

最后，俞敏洪终于明白了，人都有从众的心理，报名册上的人太少，别人就信不过。琢磨来琢磨去，俞敏洪想出了一个招，就是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第二天，他在托福、GRE等所有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字，这样来报名的人就会以为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报名了，自己不赶紧报也许就赶不上了。这一招还挺灵，一些学生将信将疑地报了名。

虽然这样做有失光明磊落，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培训班具有商业性质，以营利为目的，俞敏洪也不例外。俞敏洪办班的目的是挣钱，前来报名的学生就是他的“客户”。在与“客户”的周旋和较量中，俞敏洪能够利用心理战术赢得“客户”的信任，也说明了俞敏洪脑袋并不笨，还颇具商业意识。

培训班慢慢办起来了，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俞敏洪又在寻思着从东方大学“独立”出来，办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校。1992年年底，俞敏洪下定决心办自己的培训学校。不过，自己单干是需要执照的。条件是申请人须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而且要原来单位同意。俞敏洪当时只是讲师职称，为了获得执照，俞敏洪每星期都会去海淀区的成人教育办公室，拿包烟坐在那里和他们抽烟聊天，来来往往半年后，俞敏洪和教育局的人混了个脸熟。考虑再三，教育局给了俞敏洪一张有效期为半年的试营业执照。如果有学生告状，执照立马没收。

就这样，在1993年11月，俞敏洪正式办起了他们两口子的“北京新东方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