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迁移地景中重划族群及阶级界线

“种族”（race）的概念，通常让人联想到以生物差异为基础的人群分类。19世纪的“科学”知识，如体质人类学，强化了种族分类作为客观存在的表象，并以此合理化殖民者与优势白人对于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与差异待遇。2420世纪后期以降，学界已经普遍质疑“种族”作为一种客观实存的类属：肤色等外形差异不是互斥的类别，而是分布的连续体；近期的考古证据也揭露人类基因的同出一源；透过比较特定种族类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涉内容的转变，我们更可以清楚察觉“种族”分类的社会建构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社会关于“白人”（white）的指涉内容的变化，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在19世纪中、犹太人在二次大战前，都被认为不是“白人”，后来才逐渐被纳入。

当今的学界多避免使用“种族”的概念，因为名词蕴含种族分类有客观存在的指涉，转而使用种族主义（racism）或是种族化（racialization）等概念。前者指的是种族分类与歧视作为建制化、系统性的社会关系；后者则藉由过程性的动名词，强调构成种族区分的社会、意识形态过程。我认为种族化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考察种族主义形成的动态历史过程，更具体的说，种族化的过程标举（mark）出某一社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与众不同（Lie 2001），这样的族群差异被本质化、自然化，并眨抑为系谱学上的“他者”（Yuval-Davis 1999）。

在国际迁移的当代脉络中，外国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来者（outsider），成为种族化的主要对象。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面临同样程度或形态的种族化。比方说，对于法国人来说，移民（immigrant）一词，通常指的是肤色深的阿尔及利亚人，而非实际上人数较多的葡萄牙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外劳”（foreign worker）的范畴指的是来自贫穷亚洲国家的体力工人，而不包括其它外国人，例如韩国人、中国人，以及欧美人士（Lie 2001: 18-9）。

这样的现象告诉我们，种族界线实与阶级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阶序有高度的相关。25同时，种族界线的社会建构反映出该社会对于“他者”的文化想象：某些群体被认为具有历史或文化上的亲近性，可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其它群体被标举出有根本差异，是不可同化的永远他者。学者称这样的社会心态为“新种族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认为移民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与地主国无法同化兼容，进而合理化排斥与歧视移民的行为。26

回到台湾的脉络，我们要问，90年代以降的台湾社会，面临日益增加的短期与长期居留的新移民——包括“外籍劳工”、“外籍配偶”以及来自欧美日的所谓“外籍人士”——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怎样的种族主义的样态，如何将不同群体的移民施予种族化的过程？

我提出“阶层化的他者化”（stratified otherization）的概念，强调我们必须用关系性的架构来理解种族化的过程与结果。在含括一系列族群他者的光谱中，不同迁移主体的分布端赖于他／她们的社会位置与相应的文化想象。换言之，种族化作为一种他者化过程，衍生的是阶层化的复数他者。种族化不只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差异，也同时衍生了多重的族群他者，赋予阶序化的文化想象，其阶序除了建立在族群分别上，也与阶级分化与国家不平等息息相关。

为了具体描绘种族化的过程，我们必须确认这个过程在哪些层次上运作？参与者有谁？涉及哪些物质或象征利益？Michael Omi 与Howard Winant（1994）曾指出，种族化是一种政治计划，国家根据种族分类来分配不同的权利与资源。种族化也同时是一个论述过程，透过运用象征、语言与意象来传达族群的刻版印象。此外，种族化的界线也透过各种指挥个人互动的规范、礼仪及空间规则，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再生产（Glenn 2002: 12）。本书将从三个主要面向来彰显移工的种族化：台湾的政策规范、人力中介的招募与行销，以及移工与雇主及社区居民的互动。

除了族群地景的递嬗外，人们跨国界的各种迁移也重塑了全球尺度的阶级排序。我援引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7: 6），把阶级定义为“社会空间上的近似位置”——社会阶级是一种分享相似生活机会（life chance）与属性（disposition）的个体群聚。他认为阶级区分不只奠基在经济资本的分配上（财富、收入、资产），也同时透过文化资本（教育、礼仪、品味）、社会资本（人际资源、网络）与象征资本（正当性）的投资进行再生产。然而，他的定义并非把阶级视为社会位置或生活风格而已，阶级秀异不只是固定的界线、物质的存在条件，更是象征斗争的竞技场——不同的社会群体经由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投资与配置，来竞逐社会区分的正当性（Bourdieu 1984）。

布赫迪厄的阶级理论，强调透过社会空间进行关系性的思考，也强调阶级的再生产是一个社会实作（social practice）。这样的分析消弭了主观的阶级（意识）与客观的阶级（位置）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是在日常互动的过程中做出来的（doing class）（Hanser 2008）。然而，其理论也被批评，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假定资本积累的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系统里，较少考虑到个人的迁移流动，以及社会空间的开放边界、相互渗透。27近来的移民学者便呼吁跳脱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透过“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尺度来分析迁移主体的多重位置与认同（Basch et. al 1994）。

已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跨国移民的复杂的阶级认同形构。翁爱华（Aihwa Ong 1999）研究移居北美的香港移民，发现这些富裕的华人处心积虑地将他们的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如去英国留学、学英文与掌握上流文化品味），并透过持有多国护照的方式来维持“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以利他们在多重国度中取得身分与权利。尽管这些跨国移民者能够在多重的政治版图与全球贸易中游走，他们在移民西方国家后，依然受制于阶层化的种族分类。有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位移民北加州的香港富贾，因为想把郊区的洋房加盖中国宫廷式的屋顶，受到白人邻居的抗议。她后来愤而搬离社区，威胁要把房子捐去当游民的收容所。这些富裕华人在移居国被视为低下的种族他者，他们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弹性策略仍面临结构性的限制。

阶级较低的移民也在其海外旅程中以相似但独特的方式经历了矛盾的阶级认同过程。研究罗马与洛杉矶的菲律宾移民的Rhacel Parre?as（2001）形容这种情况为“矛盾的阶级流动”。对女性移工而言，当个海外家务帮佣同时提升与贬低了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家务帮佣这份被污名化的工作虽然帮助移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但她们的地位却因此向下流动。她们的阶级脱位（dislocation）实肇因于全球化力量下区域发展不均等的背景脉络。

延续以上的文献，我用“跨国阶级画界”（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概念来描述阶级界线在跨国空间中的构成与变动。当阶级形构过程发生在横越不同国度的空间场域时，阶级与国族的界线不仅在结构的层次上相互缔连，国际迁移也创造了多重的主体位置，让个人得以跨越地理国度与社会藩篱来协商阶级界线的持续性与可变性。这样的阶级划分展现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交会力量。虽然阶级定位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然而，“做阶级”的互动实作，仍需透过在地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资源来进行协商与斗争。

“跨国阶级画界”不仅形塑了移工的阶级位置与认同，也影响了那些未实际迁移、但以不同方式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人。没有进行物理迁移的人们，也透过跨文化的消费与想象，来定位自我以及他人。台湾的新富雇主透过消费家务移工的服务，彰显自身的阶级向上流动。然而，有些雇主的优势权威却因菲籍女佣较能掌握英语这项全球语言资本而受到挑战。在进口购买与出口提供家务服务的过程中，台湾雇主与菲律宾移工都试图透过跨国连带来提升他们的在地地位，进行多重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双方都被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想象所召唤，希冀成为具有国际观与现代性的主体，而英文作为一种全球语言，尤其体现了这样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