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导论(9)

跨国灰姑娘 作者:蓝佩嘉


修筑“家”与“家庭”的界线

“距离”与“领土”等空间意象,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些没有具体存在,却在人们的体验中彷佛实存的社会差异与近似(Zerubavel 1991: 15)。空间确实是他者化过程中的具体元素之一。David Sibley(1995)便指出,“空间净化”(spatial purification)是社会空间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在营造环境中藉由强化空间隔离来突显社会界线的存在,藉此巩固对少数族群的排斥,并防止界线的逾越。私人家庭尤其是一个高度阶级化、纯净化的空间;井然有序与巩固疆界是家务空间与家庭生活的重要特征。

“家”,根据牛津英文字典的定义,意指“人,特别是其与家人的居住之所”。 当代的家与家庭的概念,作为私领域的表征,是特定社会与历史形构下的产物。公私领域的这组概念区分在不同的理论脉络里具有多重、差异的指涉28。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下,由于生产与再生产的分工,家庭与私人生活被建构为具有规范意义的私领域(“甜蜜温暖的巢穴”),成为人们躲避冷酷市场理性、混乱公领域的避风港(Lasch 1977)。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代表亲密关系的家庭生活,被普遍视为一处只容局内人进入的“后台领域”,庇护着他们的秘密与言行(Skolnick 1992)。

西方学者在批评家务全球分工可能造成的权力不平等之际,也感叹市场理性、商品化等力量介入亲密关系、家庭生活等私领域的后果(Hochschild 2003)。家务雇佣关系挑战了工作与家庭、公与私、在地与全球的截然二分。对于雇主与移工来说,作为亲密圈的“家庭”(family)与做为实际住所的“家”(home)都呈现断裂的状态。一方面,雇主“私”领域的家成为移工的“公领域”职场,而移工不仅是雇主家庭的局外人,也是地主国社会中的外来者。另一方面,不具血亲身分的移工需与雇主近距离同住,却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私密家庭生活(private domesticity)的概念是历史、文化依存的建构,我们不应把家务劳工的同住视为雇主家庭隐私的必然障碍,在特定文化脉络或社会情境下,雇用帮佣可能成为实现家庭的“理想”建构的必要手段29,或是维护家庭私密生活的前提条件。比方说,当我问一位雇主,她是否觉得家庭生活因为一个外人的存在而受打扰,她回答:“不会啊!我以前跟婆婆住,也是有外人在家,和我婆婆比起来,至少我不必努力取悦我的女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媳妇可藉由雇用帮佣来避免跟丈夫的延伸家庭同住,核心家庭的隐私经由将家庭劳工内含为家庭的一份子而获得保障。相反地,雇主也可能透过看护工的雇用来外包照顾年迈父母或卧病家人的劳务,藉此维护了三代同堂、孝亲团圆的和乐家庭形象。

本书将检视当雇主与移工面对生活中“家”与“家庭”的断裂时,如何重新定义与建构空间界线,而这样的建构家/庭的空间实作也与他们如何协商阶级、族群与性别认同息息相关。我强调,“家庭”与“家”的框架是变动、可塑的,会在日常家务生活中依不同情境与偶发状况而调整。30家务劳动的操演便是维系家人连带与私密家庭生活的重要一环。最常见的例子是,女人会藉由打理日常三餐来“营建家庭”,透过熟悉家人的口味、关切营养的需求,来表达对于家庭成员的爱与关怀,此外,也透过共同进餐等日常生活仪式来建立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与集体认同(DeVault 1991)。

台湾的雇主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井然有序而邀请女性移工入住家中,但讽刺的是,他们经常不信任家务移工的卫生习惯与道德操守。当雇主把同住的移工视为“肮脏的外国人”时,会在家庭生活空间中如何区分界线与差异,来捍卫家庭领土不受他们所认知的外在危险的“污染”?此外,雇主又如何重新定义家庭的界线,以容纳家务移工近距离相处的共同生活?这份看不见的工作通常是由女性雇主来负责——她们在每天的家务生活中,要如何透过食物分配、进食仪式、空间配置等实作,来标记无形的界线?

家务移工则在两个意义上经历了“家庭”界线的转变。首先,她们为了出国工作必须别家离子,其次,她们与雇主同住的贴身相处,再加上照顾老人与小孩的工作内容,也让她们在某个程度上成为雇主的代理家属与虚拟亲人。本书将探讨移工母亲如何透过情感、关心、货物、金钱等跨国回路,超过地理国度的区隔,营造跨国的家庭生活?其次,她们如何在从事“爱的劳动”的过程中,协商家人与非家人的界线、情感与工作的分际,在对被照顾对象投入情感之际,不至于伴随作为受雇者劳动权利的牺牲?31

家务移工也在跨国旅程中协商“家”的意义与参照点——何处是她们实际居住(肉身居所)的地方,以及何处是她们心理感情上感觉回“家”的地方(心有归属之处)。学者形容移工的这种两难处境是一种“过渡性的流离失所”(provisional diaspora)(Barber 2000),多数人仍想象未来以某种方式落叶归根。虽然,许多去国多年的移工归乡后却感觉处于“无家”(homeless)的矛盾情感状态中,促发她们想永远留在海外32。本书也将谈到在跨越多重国度的迁移旅程中,移工如何藉由与离散社群的连结来重新塑造家的意义。

总结来说,家务移工的雇用是一个连结公领域与私领域、交织全球与在地力量的权力场域。台湾雇主为了外包家务而邀请移工入住家中,但将她们排斥在家庭的亲密圈之外;东南亚移工跨越了国界藩篱,却遭遇无形的社会阻隔。审视阶级、性别与族群等界线间的缔连与互构,不只让我们探究国际迁移处境中复杂的认同政治,更彰显了全球不平等如何透过社会界线的在地生产,而得以再制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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