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过类似的道理。当时，美国社会有人提议以私刑处死罪犯有利于社会安定。还说罪犯或被烧死，或被法律处死，他个人的结局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林肯坚决不同意，他说：“人们今天心血来潮要把赌徒吊死或者把杀人犯烧死，他们应该记住，在这种不常有的混乱中，他们很可能把一个既不是赌徒也不是杀人犯的人当作赌徒或杀人犯吊死或者烧死，而明天的暴徒学他们的榜样，也很可能由于同样的错误而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吊死或烧死。不仅如此，无罪的人，那些坚决反对任何违法行为的人，却同有罪的人一样，在私刑的淫威下受害，这样逐步发展下去，最后就会把为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安全而建立起来的全部堡垒摧毁，弃若敝屣。而且这种行为还会助长怂恿追逐法外的不法之徒，同时使安分守法的好人彻底感到绝望。总之，暴民统治是对法律的摧毁。”

上述的私刑的支持者只是看到它能够处死罪犯，林肯却全面阐述了这种方法必然导致对法律社会的破坏。他的反推论证，可以说是精彩之极。这一论证捍卫了法律的正义和尊严，而且也是反推论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三、是非互推

曾一度担任菲律宾外交部长的罗慕洛，个子很矮，身高只有1.63米。二战期间，他作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与之一起登陆雷伊泰岛。新闻报道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深及腰部的水中走上了岸，罗慕洛将军和他在一起。”一位专栏作家立即拍电报调查，他认为如果水深到麦克阿瑟将军的腰部，罗慕洛就要淹死了。在联合国开会辩论的时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甚至轻蔑地对他说：“你不过是个小国家的小人罢了。” 

但是，罗幕洛对高矮的问题的回答却是：我但愿生生世世为矮人。

确实，矮人自有矮人的天然优势。一般来说，矮小的人最开始总是被人轻视。但是这样的人一旦有所表现，别人就会觉得意外，他的成就也就显得分外出色。而且，身材矮小的人往往不会摆身材魁梧的人的“威信”架子，往往比高大的人更富有人情味。

罗慕洛撰文说，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是矮子。贝多芬和纳尔逊都只有1.63米，而德国诗人及哲学大师康德则只有1.52米。还有一位著名的矮人是拿破仑。历史上之所以有拿破仑的时代，完全是他因为矮小，所以要世人承认他真正是非常伟大的人物。

对于维辛斯基的攻击，罗慕洛当即引用了《圣经》的典故进行反击：“此时此地，把真理之石向狂妄的巨人眉心掷去，使他们的行为有点检点，这是矮子的责任。”

罗慕洛的反推确实很幽默，而且也很有道理。事实上，一个人有无用处，和个子大小本来无关，刻意强调也就成了世俗偏见，这是没有意义的。

可见，反推论证，既可从别人所认为的“非”推出自以为的“是”，同样也可以从别人以为的“是”推出另一面的“非”。这也正是这类推理的妙处所在。

管仲是春秋初期的齐国名相，他一生都很有智慧，办事从不含糊。在他病危期间，齐桓公曾向他推荐几个接班人，如易牙、开方和竖刁。这些都是桓公极为亲近的近臣，管仲认为都不可以。桓公感到很奇怪，问：“易牙为了让我尝尝人肉的味道，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这说明他尊敬我超过了爱他的儿子，这样好的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管仲苦笑道：“人们最疼爱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女，易牙竟如此残忍地宰杀自己最心爱的幼子，难道对国君还会有什么真心吗？连亲情人伦都不顾的人，千万不能用。”

接着，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怎么样？他为了侍候我，不惜把自己都阉割了，他对寡人的忠诚不是超过了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管仲说：“人们最宝贵的是莫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惜，难道还能对您尽忠吗？这种人决不能亲近。”

桓公感到管仲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于是又问：“那么开方呢？他是卫国的公子，侍奉寡人已经十五年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都没回去奔丧，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超过对他的父亲的孝心，这又有什么可以怀疑呀？”

此时，管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人们最孝敬的莫过于自己的双亲，开方对于自己的双亲都如此冷漠，死了也不回去看看，难道对您还会尽忠吗？他放弃千乘之国的太子地位，前来侍奉国君，可见他的野心之大，绝不是太子地位就能笼络的，您可千万不能重用他，否则会给国家带来难以预料的祸乱。”

对于齐桓公而言。他认为是对的，管仲恰恰相反，说是错的；他感到是可信的，管仲反倒认为是危险的。齐桓公觉得很遗憾，他不无责备地追问道：“竖刁这伙人在我身边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仲父从前不说呢？”

管仲沉思了片刻，回答道：“河岸的大堤可以挡住大水，不让它泛滥成灾。我管理政事好比大堤一样，多少能挡着他们一点，不让他们在您面前胡作非为。现在大堤要垮了，水就会泛滥成灾，所以您得当心啊！”

桓公只是点头不语，然而，他毕竟听不进管仲的忠告。管仲一死，即重用易牙、开方、竖刁三个佞臣，结果酿成了齐国的内乱。

四、如此反诘

屠格涅夫在他的代表作《罗亭》中写过这样一场争论：

什么都不相信的毕加索夫说：“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信念，还要别人尊重它……呸！”

罗亭：“妙极了，那么照您这么说，就没有信念之类的东西了？”

“没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信念。”

“您真这样确信吗？”

“当然！”

罗亭最后说：“那么，您如此言之凿凿，怎么能说信念不存在呢？您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呀。”

上述的推论是以对方的立论反推，否定的因素同时也包含在肯定的因素之中。确实，坚信没有什么信念，本身就是一种信念，越“坚信”，则信念越确定。罗亭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敲开了毕加索夫顽固的脑袋。

历史上，奴隶主一向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拒绝承认奴隶是人。而且，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奴隶不是人的法规。但是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却指出：这些认为奴隶不是人的法规，自己却恰恰必须首先承认奴隶也是人。因为人们并没有用同样的法规去规定“街上的狗、树上的鸟、山上的牛、水中的鱼、地上的爬虫”。尽管它们都不是人。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样的反诘，真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这样一个大学生，他很喜欢辩论。一次，他看见《人民日报》转载的法新社关于法国妓女游行的消息。有位向学说：“看，连那样的事也敢发消息，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如果中国也有妓女游行，敢报道吗？”这位朋友想了想，回答说：“我敢肯定，如果中国有妓女游行，一定报道！”一锤定音。

这样的两场辩论，结果都是一锤定音，这就是运用了反推法。运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辩论，恰恰是点出了让对方否定自己的一面，进而赢得了辩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