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进入追赃、起赃阶段后，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无根据起赃，如在鞍山钢铁公司，有的单位没有确凿证据就去起赃，结果引起争吵，被人家骂了出来。逼赃，迫使家属承认。一些单位为了完成追赃指标，逼家属变卖田产；苏南一铁路机关在追赃时，工作人员从贪污分子家属手上、耳朵上拿去金戒指和耳环，引起在场群众的极大不满。有的单位起赃时，事实上已没有原物，而非要原物不可；有的单位没有金子也非要起出金子；有的甚至将私营工厂机器上的马达作为赃物拆下来，导致工厂停工停产。在北京市，有的单位接收的"赃物"有破钢笔、旧手表、甚至破烂衣物等，既无经济价值，又造成了不良影响。还有的地方和单位把嫌疑人家中的马、牛、羊、猪、鸡等牲畜捉来，赶到市场上拍卖还赃款，等等。

上述这些现象，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批示转发了上海市委在"三反"中严格执行纪律的经验后，很快又批转了武陟县的经验。武陟县在"三反"运动进入追退赃物阶段后，及时发布了《关于追退赃物的几项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在追赃退赃时，一定要注意掌握以下几条原则："现存赃款、赃物，立即交出；不便于立即交出者（如投资尚未结账等），可先交证件；原物已消耗者可登记，开清单，确实挥霍掉者，本人申请，群众评议，听候领导处理。追赃中不准损伤他人（如亲属）财产，更不准封门，停业，不准逼供等。"毛泽东在武陟县的报告上写下批语："此件很好，请各级党委一律照办。"

5月4日，中南局向中央报告，许昌专区向农民干部出身的贪污分子实行追赃时，直接派人到农村强迫家属拆房卖地偿还赃款，影响极坏，有损无益。为防止再发生这类错误事情，中南局对追赃做了三项规定：（1）要先定案后追赃，绝不能盲目要钱而不问案情之真假大小。赃款可以证明贪污，但有钱不一定就是赃证。（2）不准直接派人到贪污分子家庭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属那里去逼赃。案情确实者，令本人自取；在远地者，通知当地政府协助调查，并说服自送；家属坚决不承认者，即应重新审查案情，不再追赃，待取得确切证据后，诉之于当地法院，实行法律判处。家属成分系工农，承认得赃但无力偿还者，可以减免，不许拆房子、拉耕牛、拿农具。（3）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引起不良后果。这样做的结果，"老虎"数字要大降一批，对此不必害怕。该降的让它降下来，这就是实事求是。死守原数，一个不准降低，坚持"逼、供、信"错误，对党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