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金灶回到家里，把在外遇见星五嫂为顺弟提亲的话，一五一十地说给妻子听。他妻子听了，大生气，坚决不同意地说：“这不行，我不能把女儿许给一个快50岁的老头子。”可是这时的冯金灶，心里已经有了点同意的意思，他说：“顺弟今年17岁了，许人家也不容易……”双方意见不合，争吵起来，最后决定去征求女儿的意见。二老来到顺弟的屋里，父亲将在外面遇见媒婆的事，又重新说了一遍。顺弟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她眼前突然出现爸爸每天挑石头的辛苦形象，不停地来回奔跑，这种苦不知何日是个了?另外又闪出一个当官的珊先生的形象，样子虽然模糊，但印象却是深刻的。她想这是帮助父母的机会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父亲一生梦想盖新房子，这回总可成功了。想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红着脸，慢慢地说道：“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做主。”二老知道女儿愿意，也就不再争吵了。

1889年3月12日是冯顺弟与胡传结婚的大喜日子，婚事仍按乡俗办理。婚后不久他们就离开家乡到河南去了。胡传公务之余便教顺弟读书，后来也认得近千个方块字，夫妻生活倒也美满。但是好景不长，相聚不过六年，胡传便去世了。遗下孤儿寡母，好不悲惨!这时顺弟才23岁，胡适刚4岁，家庭重担就要落在她的肩上了。当时胡传的大女儿比她大7岁，大儿子大她两岁，第二第三是孪生，比她小4岁。在这样一个人口多而杂的家庭里，一个年轻的寡妇出来当家，其难处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情况没有把她吓倒，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乡里人都称赞说，她气量大，性子好，凡事包容，把一个大家庭维持下来，真是不容易!胡适的大哥从小是个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没钱时把家中的锡茶壶、铜香炉偷出去卖。他欠下的烟债、赌债是没有个完的。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债主就不约而同地上门来讨债，遇到这种情况他就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可是当胡适母亲帮他把债还清，送走了来人，不多一会儿他又敲门回来了。胡母从不骂他一句，为了过好年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至于他那三位嫂嫂难为他母亲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胡适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以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这时胡家的收入，主要靠上海与汉口两处的茶叶店来维持，经济由他二哥掌管，而家中的一切来往应酬，全靠他妈妈支撑着。

顺弟操持家务，自奉菲薄而宽厚待人，对儿孙如亲身所养，饮食衣着无不一致；来往账目一清二楚，以便胡适二哥回家时查看。尽管她能勤俭持家，但外面生意每况愈下，家用入不敷出，已负债累累。1908年上海的茶叶店归并为他人所有，只剩下汉口一处，家用更是艰难了。次年，胡适诸兄回绩溪要求分家，胡母不能阻止，只得同意，于是决定把汉口的店业分给老大，家中产业弟兄们平分：每户分得田数亩、屋三间。之后，虽已各家单过，但亲友往来、各项应酬，仍是胡适的母亲在继续维持着。

1911年辛亥革命时，武昌起义，胡家在汉口的茶叶店被烧了，店业荡然无存，他大哥只身而归。胡母遭此巨大打击，病情日益加重。其后一二年，病几乎不能起，但她宁可自己忍着，也不愿将此病情告诉时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怕影响其学业。另方面她却在私下作安排，请照相的人来家照了一张相，保存起来，告诉家里的人说：“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由此可见，她对儿子之爱是多么深切!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回家探母。他母亲高兴得流泪，口中不停地说：“回来了!好了!”胡母望穿秋水，儿子终于回到身边。但常言说得好，“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胡适母亲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病已深入膏肓，不幸于1918年11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46岁。胡适闻讯，由北京回家奔丧，流了不少伤心泪。

在悲痛之余，他观察到来悼念他母亲的人，无论是男的女的，或是老的少的，对他母亲的去世，都表示了无限的悲痛，而且怀有崇敬的心情。因此他在想，母亲的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细事，而她的影响力，却能清清楚楚地从来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脸上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后来反复思之，并回顾了母亲生平事迹，以及父亲对她与她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得到一个认识：“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后来他以“不朽”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发表。他在文章里说：“社会是有机的组织，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永远不朽。”胡适过去崇信《春秋左氏传》书上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时他的视野扩大了。他不仅看到了英雄，而且还看到了社会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承认他们的辛勤劳动也是不朽的。这种见解，无疑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