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8月16日，胡适考取“庚款”第二批留美生，随集体(共70人)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他们在船上生活了10多天，大家都熟悉了。胡适回忆说：“我是一个爱玩的人，也吸纸烟，也爱喝柠檬水，也爱学打‘五百’及‘高、低、杰克’等等纸牌。在吸烟室里，我认得了宪生，常同他打(Shuffle Board)；我又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胡明复从不同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或是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兴趣，只好走开，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可见胡适是很喜欢玩的，只是兴趣不在理工科罢了。在船上他也显得很突出。据赵元任回忆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适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从这中间可看出胡适个性是非常自信的。凭着这点自信心，他喊出“诗学革命”开始了的口号。

9月17日到美国的纽约州绮色佳镇，即入康奈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因为他二哥在他出国前曾叮嘱他学工矿或学造铁路，以便将来回国时好谋事，并嘱咐他千万不要学那些没有实用的文学、哲学之类的学科。胡适当时答应了，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他对学工科实在是没有兴趣，可又不好违抗家兄的好意。后来考虑再三，做了个折中，选择农科，另一个原因是农科不收学费，他可将官费80元津贴省下来，寄一部分回国补贴家用。这个办法自认为很好。

入学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派到农场实习。当时老师问他：“你有什么农场经验?”胡适回答说：“没有。”老师又问：“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胡回答说：“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老师说：“这与你不相干。”……后来老师又问：“你洗过马没有?”胡适回答说：“没有。”于是开始学洗马，老师洗一边，胡适洗另一边。洗完后，老师又问他会不会套马车?胡回答说：“不会”。老师又教他套车，仍是一个套一边。套好后，胡适跳上去，兜了一圈，觉得蛮好玩的。接下去是“选种”，看起来这是一种轻活，没有什么困难，但时间长了，就不那么容易了。不多一会儿手起了泡，但还得继续忍耐着干下去，这使他体会到学农并非容易的事。

如此循序渐进，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大多在85分以上。第二年他就多选了两个学分的果树学，专门研究苹果的培育方法。这门课是上午听讲，下午实习。有一次学习苹果分类，胡适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倒没有什么，挺有兴趣的，可是到下午进实验室实习时就遇到困难了。他一看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苹果，大约有30来个，颜色各异：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等等，好多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老师要求按照书上分类标准，确定每个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的或是酸的?是软还是硬?就这样弄了半个小时，还没有按要求写出一个来。胡适急得满头大汗，抬头一看，美国同学都跑光了，他们很快就做完，顺手捡了几个苹果塞进大衣口袋走了。实验室内只剩下几个中国学生，胡适是其中之一。他努力干了两个小时，结果只做了一半，而其中一半又是错的。

经过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真地做了自我反省。他认为美国同学对苹果的感性知识，由于地理、生活环境的关系，比中国同学了解得多，所以做起实验来，比较容易，很快做完了；而中国学生初到美国，接触不多，缺乏感性知识，所以出现许多困难，做得不够理想。他总结说：“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一个晚上来强记，400多个名字都可以记下来应付考试的，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业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改行学什么呢?根据兴趣之所在，决定学文科。

文科，胡适比较有基础。他自幼读了许多经史古籍，又读了不少小说，中学时办过刊物，也写过许多文章。到美国后屈志学农，结果成为“身在曹营心在汉”，思想不在农业科学上，于是任着兴趣之所在，学习的精力大多集中在语言文学和中国的古书上。

1911年5月，他写了《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对《诗经》里的“言”字，用西方的归纳法理论作了解释，具体归纳为三类：(一)“言”字当连词用，与“而”相似，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为一类。(二)当副词用，作“乃”字解，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又为一类。(三)作名词用的“之”字解，如：“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为一类。这是他以新文法分析我国古籍之开始。他说：“以近日趋势言之，似吾国文法之学，决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系统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这篇文章在1913年8月《神州丛报》上发表，章士钊看到后，甚为欣赏。后来他在1915年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说：“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章士钊当时在日本办《甲寅》杂志，对胡适的才华，甚为欣赏。二人虽未曾见过面，但已有书信往来。之前胡适曾在《甲寅》一卷四期上发表过译文《柏林之围》(法国都德作)，后来又将“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的文章投寄《甲寅》，此文是驳正“九派出于王官”之旧说的；其中也批评了章太炎的观点，宣称“章太炎之说，亦不能成立”。他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胡适以进化论的观点，重新解释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比汉儒以来的解释前进了一大步。所以他说：“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此文因《甲寅》停刊，1917年10月改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后又收入《古史辨》等书。此外，他又写了《尔汝篇》、《吾我篇》等考据文章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从上所述，可见胡适学农是心不在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