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的精力和兴趣，除了研究中国古籍外，便在学习外文上了。那时，康奈尔农学院，规定英文是必修课，此外还要选修两门外国语——德文和法文。胡适为此花去很多精力，收获不小，他的英语是免考的。当时读了歌德、雪莱、海涅、莱辛等大作家的诗歌，其中对英国文学兴趣更浓。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对法文和德文都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因此他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有几篇短篇小说，后来影响较大，那就是法国文豪都德的《割地》与《柏林之围》以及莫泊桑的《二渔夫》。其中尤以《割地》(又名《最后一课》)最为有名。这篇文章1912年9月29日胡适译完后，即寄给上海《大共和日报》发表。那时他在《竞业旬报》的老朋友叶德贞，正在该报工作，常有书信往来，故请叶发表。此文后来转载《留美学生季报》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等书刊。文章讲的是19世纪普法战争后，法国失败，被迫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割给普鲁士，在某个镇上的小学教师，因割地上最后一次法文课以此来描写师生对祖国和人民的惜别和怀念。最后喊出了法兰西万岁的口号，充分显示了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篇文章解放前曾编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影响颇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青少年读了无不义愤填膺，激起强烈的爱国热情。据我国现代教育家王企贤先生回忆，那时他正在北京教小学，“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攻占北平。当天上午，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走进了实验一小的教室，他把黑板一侧的日历撕下一页，缓慢地走上讲台，眼噙着泪水，悲愤地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是亡国奴了!”孩子们一个个难过得哭了起来。之后，王企贤所能做的反抗是，给孩子们灌输爱国意识，“他把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油印出来，发给每个学生一份，要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可见这篇文章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能鼓舞人们起来奋斗的。解放后，这篇文章已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足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法国大文豪都德的作品第一次经胡适介绍到中国来，其生命力数十年不衰，这在我国文坛上是为数不多的。

胡适在康奈尔农学院上学，不仅对农科提不起兴趣来，课外的大部分时间也被他拿去搞社会、政治活动了。他自己说“我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是的，胡适的性格爱动，不甘寂寞，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身居国外，可对国内的局势还是很关心的。他参加学校里的各种学生会组织，比如：中国学生会、世界学生会、耶教会、爱国会(被举为主笔)；并设立了一个“薪胆会”(取卧薪尝胆之意)。当时在国内的梅光迪(1910年11月半)，曾写信鼓励他说：“‘胆薪会’之设，可谓复仇雪耻之先声，诚望足下等，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可见他社会活动不少，而且参加了各种演讲会，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政府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国外帝国主义又肆意地侵略我国。我国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凡有正义感的青年，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他在1911年3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说明胡适身居异国，对祖国命运，还是念念不忘的。这期间他常与老同盟会员马君武通信。同年9月7日，得君武书，知中国公学时旧友杨笃生在英国为国忧愤投海自杀之噩耗，为之嗟叹不已。同年10月12日他得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在日记上写道：“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17日又记云：“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接受清政府委任为陆军总帅)，此人真是蠢物可鄙。”从上所记云，可看出胡适对辛亥革命成功，是欣喜乐观其成的。之后，他应邀出席学校内外各种演讲会，向美国民众讲解中国革命发展的经过和成立共和政府的意义，并介绍革命领袖人物。多次讲演，提高了他的演讲能力，他说，“这使我成为一个英语演说家”；同时又说：“这个对政治史所发生的兴趣，便是促使我改行的第二个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适的确不是学习农业科学的材料。他自己反省也得出结论说：“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说来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所以非转学不可，但中途退出农学院，按规定要赔出以前的学费。一次得交纳四个学期的学费，如何办呢?后来得朋友的帮忙，津贴由80元减到35元，(困难了8个月)终于达到转学的目的。于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为主，兼学英国文学、政治、经济。后来事实证明，胡适在哲学、文学方面贡献最大。所以他总结经验说：“个人要学什么?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