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胡适正式转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读书。这年元旦，在国内，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共和国诞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伟大的变革，人民普天同庆，国外留学生同样欢欣鼓舞。在这股浪潮中，胡适也关心起政治来了。他先是应邀到各地去宣讲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及其伟大意义，后来培养了对美国政治的兴趣，于是他选了一门讲授美国政府和政党的专题课。(1912～1913年)这年正是美国大选总统之年，按历史惯例也是非常热闹和有趣的。那位任课教授，名叫山姆·奥兹(Samuel P．Orth)是胡适最佩服的教授之一，他的教学方法，除课堂教学外比较重视课外自修能力的培养。从实际出发，结合现实“大选”，要求同学们每人订三份日报：一份是《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竞选总统的；一份是《纽约论坛报》是支持塔夫脱；一份是《纽约晚报》是支持罗斯福的。这三位总统候选人之中，要求每位学生认定一个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是使学生深入到选举中去，培养参政的兴趣。然后，每天认真阅读各报大选的消息，做出摘要；根据摘要再作出读报的报告。与此同时，还要求学生把美国48州中，在选举过程中的违法乱纪现象作一番比较研究，并参与绮色佳城一带举行的每一个政治集会。胡适按老师的要求，选择了进步党领袖老罗斯福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这一年，他佩戴一枚支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胸章，参加各种集会，跑来跑去地忙个不停。其中有一次集会是由胡适的业师克雷敦(J．E，Creighton)教授代表民主党，康大法学院长亥斯(Alfred Hayes)教授代表进步党的一次辩论会。双方为大选竞争，各为其主，辩论十分激烈，但不影响私人之间的感情。这些事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批教授们直接参加国家大政的事，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之后，胡适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更浓。为此于1912年11月他曾发起“政治研究会”的组织，目的是想使我国留学生有研究世界政治的机会和场合。地点就在胡适的宿舍，参加的同学有过探先、胡明复、尤怀皋等10人。11月16日第一次会议，议决每两星期开一次会。每次讨论一题，轮流以两个会员预备演说一篇。第一次讨论的题目是“美国议会”。这期间，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时的老同学任鸿隽与杨铨于12月1日由国内新到，无形中又增加了两名生力军，对他的帮助不小。为了研究美国政治，他常到国会及众议院旁听，并积极参与美国大学生的政治活动，曾被选为康奈尔世界大同会支会代表，出席1912年12月在费城召开的全美各大学的世界大同学会，会中遇到中国留学生梅贻琦、张仲述、郑莱、严家驺等人。在会上胡适讲“世界观念”的问题。他认为过去的世界主义者，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而今之世界主义者与此相反，只知有国而不知有世界。这都是偏激。稍有知识的人，无不知爱其国。他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但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观点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后来他发现英国诗人邓耐生(Tennyson)诗里所说的“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上述认识不约而同，感到高兴。在另一种场合他又说，“我所持‘大同主义’，皆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为有系统的主义。”1914年10月胡适与美国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博士讨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问题。讷氏反对武力政策，提倡不抵抗主义。他说在欧战中卢森堡因不抵抗而得保存下来；比利时正相反，因为抵抗而遭到破坏。又说比之名城唯有布鲁塞尔独存，这是因为与德军约法而投降，故岿然独存耳。由此可见其不争不抗之惠。胡适听了，十分赞许，说这是老子所说的，“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因此胡适认为：今之大患在一狭隘的国家主义，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国家之上。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此真是今日之大患。他说：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所谓之根本就是世界的国家主义。即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胡适自幼受老子、墨子的影响(老子主张不争；墨子宣扬非战)，因此与西方的和平主义者不谋而合，于是大力鼓吹。有一次，他的一位美国朋友韦莲司女士，在纽约一学校中学习美术，因愤于欧战之起，决心投笔从戎，要求到军中当护士。结果这一良好愿望未能实现，纽约红十字会说她没有经过医务专门训练，不能批准。这位女士更加愤慨；胡适知道后，便以德国诗人歌德的事迹相劝她，歌德曾说过他“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所以当拿破仑之战最紧张时，他不问窗外事，每日从事于中国文物的研究，借此收心，培养镇静工夫。胡适说：人生效力于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画，何必执戈沙场，效劳病院，方为有贡献于社会呢?这位女士听了他的话，改变主意，又重新开始了作画的生活，胡适劝说成功，自然感到高兴。这是他所持的“不争主义”的初次尝试，后来这种理论对他产生了消极影响。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无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消息传到美国，激起留学生无比的愤怒，纷纷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坚决抵抗。胡适态度却不是这样。有一次，留学生举行集会，讨论救国方法，主张对日本立刻开战。胡适因事没有出席，但送去了一张条子，宣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会长当众宣读，听众争相议论，并嗤之以鼻。他的好友任鸿隽也不赞成他这种态度，奚落他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当时，选举干事，秉农山(秉志)发言说：“今日须选举实行家，不可举哲学家”云云。事后有人告诉他说，这是针对你说的，胡适听了，很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无能逐诸少年之后，作骇人之壮语，但能斥驳一二不堪入耳之舆论，为‘执笔报国’之计，如斯而已矣。”他虽没有参加留学生的集体反日抗暴活动，但对中日交涉的事，并不是不关心。为此，他曾写了“为祖国辩护”的两封英文信，分寄给《新共和》与《展望》(美报)，对其有关中日问题的论点，加以驳正。他引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话：“每一个国家有权决定其自己政府的形式。”根据这一主张，他说：“中国有权利发展她自己，不容日人干涉”，并郑重申明说：“我诚恳相信远东问题之最后解决，尤赖于中日两国之相互了解与合作。”他还走访了美国前总统塔夫脱，询其对中日交涉的意见。这些都说明他是从另一个途径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当时留美学生在《中国学生》月报（3月)热烈讨论“中日交涉”问题，大家主张对日作战，并主张“对日本立刻开战”。胡适对此十分焦虑，3月19日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全体同学进行劝告，他说：“从上期《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表现的(抗日)情绪来看，我恐怕我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是发疯了。有一个同学会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是W.K.钟君(译音)这样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说：‘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作比利时第二!’纵使是本刊的总编……也认为‘中国人如今只有对日作战(毫不迟疑的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当时留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爱国情绪是多么高涨。然而胡适对此却无动于衷，他在信中劝告大家说：“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这些便是胡适的态度。至于不能战的理由，他说：“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12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不过4300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在信的末尾他说：“最后的真正解决之道应另有法门——它较吾人所想像者当更为深奥。但其解决之道究在何处，我个人亦无从深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该处罢了。让我们再为它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罢!”胡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竟发出如此奇谈怪论。不惜与群众为敌；而且自己也提不出什么有效的“法门”来，说服不了人，自然要受到留学生们的批评。此文发表后，引起群众公愤。5月《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笔邝煦堃指责他是“木石心肠，不爱国”；《战报》主笔谌湛溪写信批评他说：“大著结论盘马弯弓故不发，将军之巧，不过中日合并耳。足下果敢倡此论乎?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目前爱国者之暴行又可畏，作个半推半就，毕竟也甚大不妥。”诸如此类之批评，不甚枚举。胡适自己也说：“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可见胡适所持之“不争主义”，对他是有害无益，但他仍不觉悟，还说什么，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等等。之后，他又由“不争主义”走向“新的和平主义”，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新和平主义理论。(安氏于193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安氏认为：“一个人如强迫别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会招致反抗。这样的强迫与反抗的对立，就会使双方力量抵消而至于亳无结果或浪费。纵使一方胜利了，仍然要创造出两种奴役——失败者为胜利者所奴役；胜利者为维持他的主宰权，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这被奴役的对方，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在经济上浪费亦如在道德上破产一样的关系。……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皆得其解放，双方都会发现这种和衷合作实在是最经济的办法。……”统而言之，两个力量如发生冲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费和无结果。这便是“新和平主义”的简明宗旨。这年6月15日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个校际学生组织的“国际政治学会”讨论国际关系问题。安吉尔便是该次为时两周会议的主讲人，其他还有一些信仰和平主义的学者被邀参加。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约安氏至寓所品茶交谈。会议结束，他在日记里写道：“此会告终矣，吾于此15日中得益不少，结友无数，吾和平之望益坚。”与此同时，胡适开始读杜威的一些哲学著作；对其论《力量、暴力与法律》与《力量与强迫》这两篇文章，十分佩服。他自己说是有“毕生难忘的影响”(见其口述自传)。杜氏认为，力或能是公正无私，甚或是个值得颂扬的名词。力如从可颂扬的意义上去看便是能。能便是能做工，能完成一些使命的力。能如不用来执行或达成它所负的正当使命；相反的，它却背叛了或阻挠了这一使命之实现；那末能就变成暴力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炸药如果不是为了建设之用去爆破岩石；相反的，却被用去轰炸杀人，其结果是浪费而不是生产；是毁灭而不是建设；我们就不叫它能或力；我们叫它暴力。”但如何防止浪费、避免相互冲突呢?杜威提出用法律来解决，他说：“法律便是把那些在无组织状态下，可以招致冲突和浪费的能源组织起来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说明书。……所谓法律……它总是……可以被看成是陈述一种能使力量发生效果的，经济有效而极少浪费的法则。”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们倡议建立一个国际间的联盟之类的组织，来处理各国之间的纠纷，维护和平。综上所述，可见杜威与安吉尔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来说明两个力量如何因冲突而抵消的原委。胡适在留学期间，毫无取舍，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很牢固地形成一种调和观念，这对他后来影响很大。

胡适在此次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所持的和平主义态度，受到同学们的批判，但他不悔改，仍坚持己见，在日记中他写道：“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然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又说：“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言亦言。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可见其顽固的立场。他不主张武力抗日，但对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则甚表赞同，他说：“东京及祖国书来、皆言抵制日货颇见实行，此亦可喜。抵制日货，乃最适宜之抗拒，吾所谓道义的抗拒之一种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此乎?”首要者是什么呢?他认为：“上策为积极进行，人人努力为将来计，为百世计，所谓求三年之艾者是也。”在这次反日侵略的爱国运动中，胡适虽然受到了留美学生的严厉批判，但事件结束后，同学们对他还是友好和信任的。不久大家选举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委员；又选他任中国学生会所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后来胡适回忆往事时，说道：“他们都是在我主张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之时，强烈反对和批判过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纽约的两年期间，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采取坚定的立场，择善而固执之，总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