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蛮横无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当即遭到了我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支持，经过几个月秘密交涉，于5月9日竟不顾广大民众的反对，接受了除第五项条款外的全部要求。之后，袁世凯有恃无恐，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活动。8月3日，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公然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上台大造舆论，胡说什么，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只适合于君主制等等。于是暂趋于平静的政局，又再次激荡起来。中国人民又陷入内忧外患之中。这时胡适在美国，从报上得知此讯，很快给以反击。8月18日向纽约“外观报”(The outlook)写了《中国与民主》(China and Democracy)一文；8月29日又写了一篇《古德诺与中国的民主》(Goodnow and Chinese Democracy)投寄《新共和国周报》(The new Republic)。他在日记里说：“前作文论袁世凯称帝及古德诺赞成此议之风说，意有未尽；复作一文，专论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人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又以其为一国名宿也(古氏新被选为约翰霍布铿大学校长)，故其言为人所深信，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辨；故乘此时机作此文攻之”。之后，他又得国内好友许肇南来信，知袁世凯之帝制活动十分猖獗，内乱可能发生，而日本有乘我之危，有扩大侵略之势。国命如何?很难预料，信中说道：“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忘国，亦非无理。吾人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并以“不问收获，且问耕耘”勉励胡适，希望他“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胡适读过友人来信后，甚为感慨。他认为，今日国事败坏，不可收拾，绝非剜肉补疮所能收效。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上着手，也就是许肇南提出的，努力造因。这样可能有死灰复燃之一日。若事事为目前小节细故所牵掣，事事但就目前设想，事事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之计，则大事终无一成耳。古人言“死马作活马医”，是明知其无望而不忍决绝之故也。如今他要颠倒一下，宣称要“活马作死马医”。他说：“活马虽然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则姑息苟安，终于必死而已矣。”可见胡适的见解，常与一般人不同，所以他的同学们常讥笑他“好立异、以为高”。而胡适则说自己并非是“强为高奇之行、骇俗之言，以自表异……有意为狂者也”。他认为：“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上述便是他对国情的分析和认识。然而，造因者何?他的回答是“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接着又说：“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接着又说：“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傥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胡适说这些话，是在他返国之前一年，即1916年1月所说的。在这段话里，胡适很明显的表示了自己将来学成后归国的理想，即愿意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而努力奋斗。这个思想的形成，是有其过程的。当初，胡适到美国时，本来是想学一技之长，回国后也好谋求生计。不料所学的农科与性情大相径庭，于是不得不改行文科：学文学、哲学。然而，对政治又非常有兴趣，所以其大部时间又参与了社会活动。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即祖国的安危与发展。这是每个中国人所关心的大事，在美国的留学生也时常讨论和关心这个问题；胡适当然不能例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教育救国”，为此他写了许多文章来表述自己的主张。

1911年9月他写了篇《康奈尔君传》。此文后来发表在1915年《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上。这是应中国学生会之约而写的，先后用了半年时间完成，可见他对此传非常重视。康奈尔(Cornell)是姓，爱斯拉(Ezra)是名，(1807年1月11日—1874年12月19日)，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创办人。因办学有功，故校名从之，以志纪念。康氏幼年家贫，无力上学，故走向社会做工谋生。后来从事电业，发了大财，成为富翁。由于有感于幼年失学之苦，立志要办一所学校，为社会上有志于学的人，有一个求学的场所。因此，他捐款50万元，地200亩，及其他收入共80余万元，(最后达到570万元)于1868年10月7日，开办了一所学校设农业、工艺等科，定名为康奈尔大学。该校初办时，有教授19人，名誉教授6人、助教4人、教习5人、学生40人。43年后(即1911年)有学生5000人，为世界有名大学之一。这就是胡适所入的那所大学。在这篇传记里，作者对康氏捐巨款，兴办高等教育的事迹及其为国效力的高尚情操，作了充分肯定和歌颂。胡适在文章的最后评论说：“若康奈尔君者，可谓豪杰之士矣。……其施财也，一举十万百万，不少吝惜。君之语白博士也(当时省议会教育组长)，其言曰：吾有50万金而无所用之，颇思以之报国，君谓何者为是当耶。呜呼!世之富人其视斯语矣。”后来，康氏在白博士(Andrew．D．White)建议下，创办了这所大学。其中谈到高等教育时说：“至于高等教育，则知之者鲜矣，然无高等教育，则教育必不能尽善。”这些话出之白博士，但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投身高等教育事业，恐怕无不受其影响。

1913年10月8日，他又写了一篇《道德观念之变迁》，文章现保存在他日记里，文章说的是道德观念，也是遵循天演公理而演进的，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末尾，他引苏格拉底“知识者道德也”的话说，吾人但求知识之进，而道德观念亦与之俱进，是故教育为重也。后来在一篇《论充足的国防》里，也特别强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他说，今天人们皆知国防之不可缓，要求增加军备，以抵抗外侮。他认为，这种出发点是不错的，但增加军备，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增加了，对方也是在不断增加，于是永远落后于人家，战祸终不可免。根本的办法是：“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并称，这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远，惟有坐视而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