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暑假期间，他阅读了一些讲实验主义的书籍，其中对杜威的著作十分倾慕，因而产生了要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聆其教的想法；而此时他也感觉到在绮色佳这个地方社会活动太多，有碍学习之上进，所以他决定转学到纽约大地方去，“万人如海一身藏”起来。他在给他母亲的信里说，“儿近思离去绮色佳，来年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此学在纽约城中，学生9000人，为此邦最大之大学。儿所以欲迁者，盖有故焉：(一)儿居此五年，此地乃是小城，居民仅有万六千人，所见闻，皆村市小景，今儿尚有一年之留(原计划1916年归)，宜改适大城以观是邦大城市之生活状态，盖亦觇国采风者所当事也。(二)儿居此校已久，宜他去庶可得新见闻，此间教师虽佳，然能得新教师，得其同异之点，得失之处皆不可少。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今儿五年始迁一校不为过也。(三)儿所拟博士论文之题需用书籍甚多，此间地小书籍不敷用，纽约为世界大城，书籍便利无比，此实一大原因也。(四)儿居此城已久，友朋甚多，往来交际颇费时日，今去大城市则茫茫人海之中，可容儿藏身之地矣。(五)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儿居此五年，不但承此间人士厚爱，即一溪一壑都有深情……然此实为一生学业起见，不得不出此耳。”(1915年7月11日信)

胡适既作了充分思想准备，故于1915年9月20日怀着依依难舍之情离开了他所谓的“第二故乡”绮色佳，而心里暗自思量说：我离家11年，今日心中之故乡，只有模糊之溪山，及依稀之人面而已。老母、诸姐、一师、一友，此外别无所恋。而绮色佳之溪壑师友，却历历在目。此五年之岁月，在我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桑梓观念不可同日而语。今当去此，怎不怀念。昔人桑下三宿尚且有情，况五年之久乎?次日晨抵纽约，旋印搬入哥伦比亚大学，入毕业院学习，哲学部长是杜威博士。他认为“杜威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其学说之影响及于全国之教育心理美诸方面者甚大。”从此他拜在杜威门下，亲受其教，很快就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然而在生活中却又使他走向语文革新的道路上去，这是大势所趋，时代之使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逼上梁山”。

1915年夏天，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是文学股的委员)。之前，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监督处”里有一位钟文鳌先生，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文字：“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以为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对此主张，大不以为然，曾作文表示反对。在“研究部”的年会上他作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从国文的角度提出问题，参加讨论。而赵元任也有文章，题目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从国语的角度提出问题。他俩的文章在会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注意。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的方法。所以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不当以教活文字的方法去教授，而应当跟教外国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不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之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不料后来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这次会议以“中国文学问题”为主要议题，并从“国文”与“国语”两方面进行讨论，这是胡适建议的；他自己独当一面，另一面商请赵元任主笔，赵也同意了。对于赵的学问和为人，他是一向很佩服的。因此，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元任为第一。并称：“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言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赵后来回国，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对我国语言学和汉字改革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罗常培先生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时正好碰上赵元任回北京南下调查方言，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多年积攒下来的问题，和赵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收获出乎意料之外，他后来回忆说：“的确比自己摸索着读三年书受益多得多。”可见赵元任对语言学研究之深，非同一般。

这年秋天，就在胡适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时，他的一位同乡好友梅光迪(字觐庄)正在绮色佳度假。梅是安徽宣城人，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已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正准备入哈佛大学去跟当时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itt)继续深造。9月17日胡适为了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作诗一首相赠，其中有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