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他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于是将所写的白话诗选了数十首发表出来，供世人评论。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所以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还为将来的诗集取了一名，叫“尝试集”。

经过一段试验后，他总结写作白话文的经验，于8月21日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他说，我主张以白话文作诗、作文、作戏曲、小说。倘有愿意从我，无不欢迎。同一天，他写信给《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谈了自己的主张，并对《青年杂志》第3号上登载谢无量的长律诗提出批评意见。他说谢君的诗，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而记者(编辑)却附云大为推荐，称它是“希世之言”；胡适认为这与陈主张写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相矛盾。陈接信后很快回信，向胡解释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陈的来信正与胡适主张不谋而合，于是回信，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加以解释写成文章，题名为《文学改良刍议》，内容与前同，后人称为“八不主义”。胡适后来回忆说：提出的八条是温和的建议，题目也很谦虚，不用“革命”的词语，而且是刍议，说明不是结论。之所以如此，是怕引起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由此可看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这篇文章1917年1月在《新青年》，前身为《青年杂志》2卷5号上发表后，在教育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意见，并指出：“胡先生‘不用典’之论述最精，实足祛千年腐臭文学之积弊。”陈独秀起初对胡适提出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胡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便完全赞成胡的主张，只是觉得文章写得太平和了，因此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说：“文学革命之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示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写信给胡适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信中特别提到，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到北大任教，愿将北大文科学长位置让给胡适。胡适后来写文章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向封建势力宣战。陈的文章发表后，把已经掀起的文学运动又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表示赞同，并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到这个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行列，共同奋斗。此后三四年里，白话文便成了我国的正式“国语”，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颁布小学秋季起一律改用语体文。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