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常到韦莲司家去玩，其母韦莲夫人待之甚厚，胡适十分感激!于是便把夫人待他的好处，写信告诉他母亲说，“韦莲夫人待儿甚厚，时常在她家吃饭，有几十次之多”，并且要求母亲寄一点安徽土特产来送她家。为此，胡母于1915年1月17日回信说：“外邦人士如此优待，予弥欣幸。韦莲夫人处，既承眷眷，望尔便中代予致意……(准备买土产蜜枣、山笋干、绣巾、黄柏山茶等物)大约明春均可付邮。韦莲姑娘之来函，语极周挚，容后再行裁复。”从此以后，胡适与母亲的来往信件，常提到韦莲夫人及其次女韦莲司女士，后来所送的绣巾都是“令冬秀带旌德(江家)做成”的。胡适在日记里对韦女士推崇备至，称：“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他们常在一起散步，或讨论学术，或谈诗作画，无不投机合拍。这些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均有记载。1915年1月下旬，胡适由绮色佳赴波士顿卜朗吟会演说，会后专程至纽约海文路92号访韦莲司女士。22日一起参观纽约美术院。23日再访女士于其寓所“纵谈极欢”，胡适告诉她：近来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女士听了，非常高兴。这天胡适在日记里说：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次日，胡适离纽约返校，归后少不了要去信向韦女士道声谢，或是谈几句心里话，所以有2月3日韦女士的来书。在这封不寻常的信里，韦女士劝胡适，“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最后燕姬(即韦女士)并勉励郎君(胡适)，‘读书上进’。”此信原文今仍保留在《胡适留学日记》里，胡适附云说，“此君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尘表者也。”从上所述可看出，胡适对韦莲司女士是存有爱慕之心的，而且曾经有所表示。幸遇这位韦女士性情古怪。不轻易表露感情，且又有其母在中间阻止：“这位老太婆对他二人私订终身的发展誓死反对到底。”如此这般，经过一段时间思索，胡适的心情也逐渐平息下来。5月28日，他下决心：“与韦莲司女士约，此后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之后，他们仍保持着一般友好关系，书信频传，在这两年里，胡适竟向韦女士写了一百多封信，可谓勤矣!

然而，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因此，当胡适的心倾向韦女士的时候，对家里的未婚妻冬秀，自然要冷淡了。这期间他也没有给冬秀去信了，也不再吟诵他那“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的诗句了。相反他写信给他母亲，埋怨冬秀文化低微等等。言下之意，是对此婚约表示不满。他母亲当然能理解到儿子的意思，故于1915年4月2日写信劝他说：“所谈冬秀各节，然天壤间物不两美，此事大都如是，况冬秀程度虽不大高，而在侪辈中，似亦可勉强敷过。若在吾乡一带，妇人中有此，固为翘楚者矣。居常来吾家时，予每谓其得暇宜读书作字，以无辜负儿望。今乃殷殷引咎如是。平心而论，尔之咎，固予之咎也。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胡适接来信后知母亲于心不安，对他有怀疑，这时他与韦女士之交往已趋正常，于是5月19日赶忙写信安慰母亲并解释说：“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若儿悬智识平等四字以为求耦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最后说：“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经过胡适的解释，其母疑虑虽然消释，然而还是心有余惧，对儿子的婚事总有点不放心。

至于说到冬秀家，风闻胡适在国外已经结婚了，这可把冬秀母亲急坏了。她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时常生病在床；女儿这么大了，还未成婚，早就忧心忡忡，如今听到这个消息，虽未证实，病情却加重了许多。为此，胡适母亲于8月28日写信给儿子，要他写信给岳母，表明心迹，免得她思念，加重病情，并称：“近尔叔岳母(即子隽德配)于8月19号，来我家说及尔岳母病状，并言外间有一种传说，皆言尔已行别婚。尔岳母心虽不信，然无奈疾病缠绵，且以爱女心切，见尔未宣布确实归期……心中愁愁，诚恐一朝莫测，双目不瞑。尔岳母疑虑，故病情时愈时复，终难起色……此后得闲，亦可时致函奉与尔岳母，以联感情，勿得耽误。”这时胡适正忙于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同时又忙与任鸿隽、梅光迪等讨论文学革命问题，但还是抽出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向母亲表白，并请母亲转告岳母家。10月3日他在信中向母亲说：“儿决不为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亦不为此邦友朋之乐，起居之适，而忘祖国与故乡。此二语可告吾母，亦可告冬秀，亦可告江氏岳母。儿远在三万里外，亦无法证此言之无虚。吾母之信儿，儿所深知，若他人不信，儿亦无可如何，只好听其自然。至于外间谣传，儿已另行娶妻壹说，无稽之谈，本不足辩。惟既有人信之，自不容不斥其妄。

①儿若别娶，何必瞒人?何不早日告知岳氏，令其另为其女择婿?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之终身乎?

②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名誉，岂不扫地以尽?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

③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妻，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正以此心无愧，无诈，故能坦白此耳。

④儿主张一夫一妻之制，谓为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制，今岂容自蹈之。

⑤试问此风从何得来。此种谣言，若有人寻根追觅，便知为市虎之恶言，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何足为轻重耶?

以上所云，望吾母转达岳氏，以释其疑……”从上所言，胡适对这个问题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信也有说服力。他母亲能信任他，只是他岳母就未必能为此了罢?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岳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到1916年1月7日便与世长辞了。胡母很快将此耗告诉了儿子，并说，尔岳母濒死时，犹以女儿婚嫁未了为遗憾。胡适接到信后，在日记里对岳母之死，表示痛心，并引咎自责说，“游子久客，遂令夫人抱憾以殁，余不得辞其责也”。同年4月9日他母亲信中又说：“尔岳母已于阴历2月12日出殡，吾家除吊仪外，又做祭文一篇送去，托伊家代奠。此项祭文，本意尔自撰就寄回，后因时日匆促，难以更待，故由家中撰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