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香世家

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1845）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且文武双全，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1873）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取得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由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傅淦娶山东淮县陈阡之女陈梅为妻。陈阡官至江西巡抚，陪送女儿的嫁妆颇丰，但傅淦书生本色，轻财重义，不善理家，又无固定收入，分家以后，坐吃山空。婚后不久，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子、三子相继出世，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日趋没落。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正好，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来信让傅淦去天津，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决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1］。

傅淦自此不再外游，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无奈杯水车薪，加上不善谋计，随意使用，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夫人嫁妆虽丰，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从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进一步衰落。

傅斯年出生时，虽其相府宅第还巍峨壮观，其院落尚相当齐整，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及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的御笔“圣朝元老”横书金匾、门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依然引人注目，但这些装饰已无法遮掩日趋衰败的景象，只不过如《红楼梦》所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尽管如此，傅斯年的出生依然给这个日益破落的世家带来了喜悦。

傅旭安得此贵子，喜不待言，傅淦52岁得此长孙，更是分外高兴。据记载，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远出，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傅斯年3、4岁时，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读物。傅斯年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傅斯年祖孙二人生活情况说：“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到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1］

傅淦自己痛恨清末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疾恶如仇的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有一次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2］之所以如此，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不愿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他对傅斯年讲述的二十四史历史故事，也必然带有自己的感情，对历史人物进行别择与褒贬，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影响。

傅淦自甘淡泊，但对傅斯年的教育毫不放松。傅斯年不满五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北街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就读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等人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

［1］傅乐成：《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