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淦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3］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另一位亲人是傅斯年的母亲。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李夫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傅斯年父亲中年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夫人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去世后，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维持傅氏家计。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节前，相约派一人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据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斯年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据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忆：直到傅斯年成名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

［1］　李裕桓：《聂湘溪谈傅斯年》，《联合周报》1990年12月24日。

［2］　傅乐成：《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1页。

［3］　傅乐成：《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4页。

李夫人娘家在乡村，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撰写了《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等思想的基础。他在文中强调：“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1］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以后凡引用此书，只注页码，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如此，一生如此，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1］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想渊源。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