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奠基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议论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他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2］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一生的思想、知识和能力是在少年时期奠基，外来的影响除学校外，主要是家庭和社会。考察傅斯年一生所受的教育和人格锻炼，主要分两个时期，即以13岁为界，13岁以前生活在家乡，主要是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的传统文化知识，其人格培养与锻炼主要是家庭和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私塾与学堂

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败又屡遭变故中度过的。尤其是9岁时父亲去世，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壮年亲人，也断绝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其生活更加窘迫。这种变故对傅斯年心理上有影响，但对其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显著，经济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祖父和母亲苦苦支撑，他本人仍在亲人和塾师的督责下，一天到晚苦读诗书，死背儒家经传典籍。这个时期奠定了他少年时期传统国学的功底，以致他成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几乎使所有学生和同事惊羡不已。傅斯年的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时期，这种变化影响了他的生活环境和人生趋向。

［2］　胡适致叶英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7页。

 1901年，在戊戌变法的热浪中，清光绪帝下诏改科举、废八股。9月，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这在当时无疑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然而此举在偏僻落后地区很难立刻发生影响。聊城虽是东昌府治，诏令初下时，城内的府学、私塾中的生徒们，依然在那里读经书，学作八股文，整天“子曰”、“诗云”地背诵儒家经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熟读了十三经，奠定了其传统国学的基础。建立新学堂、废除科举制在当时是时代潮流，如春风总有一天要吹遍大地，东昌府和聊城县势必受其影响。不久，原启文书院便改为府立中学堂，摄西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原来的考院改为初级师范小学堂。1905年春，傅淦顺应时代风尚，把傅斯年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当时的小学堂虽设算术、地理等新课程，但未完全摆脱传统，照常要读经传、诸子之书。傅斯年曾追忆说：“清未改革教育….…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即便如此，傅淦仍担心傅斯年入“洋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当时学堂学习的内容，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时，如做梦一般。”［1］

由是观之，傅斯年虽然读了几年高等小学堂，但所学的内容并没有摆脱传统国学的窠臼，只是接受了很少一点近代科学知识而已。

就目前所得资料来看，傅斯年从5岁入私塾，到他13岁离开聊城，这8年间，不论是在私塾还是在府立高等小学堂，他始终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却总是最好。传统的说法总归结为他天生异质，禀赋聪慧，实际并非完全如此，更重要的原因还有两个：

其一，勤奋好学。他能集中精力于学业之中，对其所学，必求正解，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平时读书，凡遇到不识的字，不懂的词，难解的句子，总是要问个明白，有时教师不在身边，他便记下来，有机会时请教教师或祖父。遇到问题，若身边无纸，年幼的他便信手写在手上、臂上乃至大腿、肚皮上，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记笔记”的习惯，因此，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迹斑斑，母亲为他洗衣时，颇费气力。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们说起的趣事，傅斯年学习的刻苦认真从中可略见一斑。

其二，良好的学习环境。傅斯年家庭虽然完全破落，生活困难，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宁肯自己艰辛操持，也不把生活的重荷让孩子承担，只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所以家虽贫寒，其学却无太大经济压力。在学习上，其祖父督导，严而不苛，诲而不倦。上学之余他可以在深宅大院里安静地读书、习字。这种良好的环境是他学好课业的必要条件。

［1］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