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津求学

1908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傅斯年有机会到天津求学，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1866年。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为全家生活计，谋职养家，没有入仕，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脩维持家计。傅旭安既为人师，不仅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尤能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不幸的是，傅旭安中年病殁，1904年死于任所，是年傅斯年仅9岁，其弟傅斯岩仅出生7个月。可以说傅斯年父亲对其一生影响甚微。可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结成的一段特殊的师生因缘，却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塽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塽意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前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比傅斯年大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在与傅斯年交谈中，侯延塽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少年。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伴随着近代交通业的发展，运河逐渐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聊城也随之走完了辉煌的历程，与外界接触的中断使聊城逐渐落伍。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于是侯延塽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不久，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的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于是，侯延塽又马不停蹄地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意见。能够接触到外面的大世界、新知识，不再僻处一隅，坐井观天，对求知欲极强的傅斯年来说，自是兴奋异常。

1908年冬，少年傅斯年离别了养育自己13年的故乡，在寒风料峭中踏上了求学的征途。当时，东昌府境内尚无公路，也没有汽车，一辆榆木和枣木制成的独轮车上，一侧坐着傅斯年，一侧装着行李，由车夫推着，“吱吱呀呀”地来到禹城，由这里转乘火车抵达天津。到达天津后，傅斯年暂时住在英敛之家里，生活费用则由侯延塽负担，不足时，其父生前好友吴树堂接济。1909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后，便搬到学校住宿，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

傅斯年在天津四年半的求学时间里，第一次系统的接受了近代新式中等教育。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一切都使他这个从鲁西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少年扩展了知识视野，为后来的深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