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傅斯年经常到英敛之家做客。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早年加入天主教，长期与洋人、传教士接触，思想比较开明，与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维新派人物，如严复、张謇、梁启超等过从甚密，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1902年6月，创办《大公报》并任经理，渐入社会上流。英敛之非常喜欢傅斯年，不只是佩服他只身赴津、千里求学的精神和勇气，更在于他对问题的洞察力。每次见面，14岁的傅斯年像个小大人似的和英敛之谈论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英敛之敏感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孩子非同一般，见解精辟，眼光独到，看问题深刻而老成。同许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师长们一样，英敛之对傅斯年寄予了极大的厚望。英敛之的夫人爱新觉罗·淑仲出身皇族，为人随和，毫无贵妇人的架子，也非常喜欢傅斯年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她和丈夫一样，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给傅斯年讲天主教义，星期天带着他到教堂做礼拜。在英夫人的影响下，傅斯年一生虽未入教，但对教会人士印象不坏，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助，这与他早年结识教会人士有直接的影响。

傅斯年在天津读书期间受英敛之夫妇影响是短暂的，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侯延塽。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傅斯年。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其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维新改良运动。1912年1月，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开导和劝诱傅斯年，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使之在天津得以系统地接受新式教育，所学课程基本是科学基础知识，特别是能有机会阅读在家乡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和报纸杂志，这大大开拓了其知识视野，为其进一步求学深造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追述侯延塽对傅斯年一生为人与处世的影响，远不止将其带出聊城，为其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创造了条件。侯延塽辛亥革命以后回山东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副议长，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人诚挚侠义，他对傅斯年兄弟一直视为子侄和学生，傅斯年兄弟则“以父执事之”。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出国留学直至回国工作，侯延塽与傅斯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以书信或当面进行训示和教诲。傅斯年留学期间致信何思源、罗家伦时曾说：“连接家信及雪舫先生信，大加责言。”［1］说明他与侯延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2］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傅斯年对侯延塽也始终以父执事之。侯延塽晚年定居济南从事公共慈善事业，傅斯年经常前去探望。抗日战争期间，侯延塽因老病留在济南，傅斯年寄钱接济，奉养终老。侯延塽与傅斯年父子两代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仁义道德文化培育的典型范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35页。

［2］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