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少年时期对儒家经典已经熟悉，许多经典章节已能背诵，在大学预科又对儒家经典及其注解进行系统学习，升入本科后像章太炎的《检论》这类专著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所以他对传统经学的研习已经有相当深的造诣。他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是全校闻名的高才生，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器重和全校师生的赞扬。其间，据我了解他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全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来的问题，老师答不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有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样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1］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傅斯年知识的广博和求甚解的学风。以傅斯年同学好友罗家伦的记述为证：“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的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2］傅斯年能在一夜之间看一份讲义全稿，从中摘出三十多处错误，说明他对原文十分熟悉，几乎到了全部背诵的程度，对古文献如此精通，不仅一般学生做不到，就是专门学者又有几人达到如此水平。

当时北京大学传统国学章太炎学派势力强大。傅斯年深厚的国学功底，尤其对章氏之学的信从，引起一些太炎弟子的看重，刘师培、黄侃等人都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和章太炎学说，成为他们的衣钵传人，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后继有人，并将其发扬光大。傅斯年初期亦想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入本科不久，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据记载，傅斯年当时常穿大袍褂，拿大葵扇，俨然一个地道的儒生。

正当傅斯年潜心国学的时候，一场震荡中国思想界、教育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这场运动虽滥觞于上海，但由于北京大学的改革适逢其时，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重镇。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出版了《青年》杂志，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主张文学革命。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在创刊号宣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916年9月，陈独秀应读者之望，将《青年》更名为《新青年》，其影响日益扩大。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唤醒了潜心于国学的傅斯年。

［1］　李裕桓：《聂湘溪谈傅斯年》，（台）《联合周报》1990年11月24日，第3版。

［2］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