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京大学高材生

1913年夏天，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又升入本科国文门，直到1919年毕业，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中整整学习了6年。如果说，他在家乡8年、天津3年多的学习，奠定了国学与新学的基础，那么，在北大6年的学习则使其国学新学并获长足的进步，且在他身上两种学问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使他基本完成了两大转变：由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转变为新文化的开拓者，由传统价值观念的卫道士转变为科学、民主、自由的积极鼓吹者。他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改革都有了深刻认识，也初步树立了为科学、教育而献身的思想。所以，无论从政治思想上、还是从学术和教育思想上研究傅斯年，都不能忽视他在北京大学六年所受到的陶冶及其引起的思想变化。

傅斯年入学时，北京大学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层次。预科学制3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乙部侧重于文史等社会科学。傅斯年家学渊源，文史功底深厚，又对文史有浓厚的兴趣，便欣然选择了乙部。与傅斯年同时入预科乙部学习，后来成名的学者有袁同礼、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顾颉刚等人。

北京大学预科与本科当时在课程设置上并不衔接，有相对独立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重视外语，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傅斯年尽管在天津读书时已经开始学外语，但要在短期内精通，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仍有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的功课，这使傅斯年必须努力学习，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再者，傅斯年家庭贫穷，靠别人的帮助才有了求学的机会，这些都转变成了傅斯年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的动力。不仅官僚子弟的纨绔习气与他无缘，就是一般学生的消极颓废、混文凭的思想，傅斯年也丝毫没有沾染。相反，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相对优良的学习条件刺激着傅斯年努力拼搏，他如鱼儿入大海，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的游弋。这个时期的他生活条件较差，学习繁重，身体素质弱，经常生病，但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又特别勤奋，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名列前茅。

傅斯年在预科期间，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积极参加班级的各种活动。1914年，他与同学沈沅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名曰《劝学》的杂志，其宗旨主要是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后来，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扩大为“雄辩会”，由提高修辞属文的文学素养，进而提高思辨力，规定“雄辩会”的宗旨为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力，锻炼演讲才能。雄辩会分国文、英文二部，每部又分演讲、著述二科，傅斯年被推举为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他积极参与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和演讲能力，经过这个时期的锻炼，他的办事能力有所提高。

1916年暑假，傅斯年预科毕业，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傅斯年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出于他对传统国学的热爱，想以此为自己的托身之所，毕生努力探索研究。这个时期，北大文科章太炎学派力量颇盛。傅斯年的同学毛子水记述说：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1］。傅斯年升本科初期，努力攻读古文经学，尤其深入学习章太炎的著作，他的另一位同班同学伍淑的记述可见一斑：“我认识孟真，是在民国五年下半年，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退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他，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2］伍淑所提到的《检论》，是章太炎当时刚出版的一部力作。1914年，章太炎在北京禁所因“感事既多”，遂取其早年的代表作《訄书》加以增删，更名为《检论》，全书共9卷，1915年出版。傅斯年购得此书，随时带在身边阅读，上历史课他不感兴趣，便埋头读他的《检论》，因而引起历史任课教师的注意。由伍淑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傅斯年对《检论》一书读得特别认真，重点地方用红笔标出。自己有心得体会便用红笔批点，可见傅斯年对章太炎学说的重视。

［1］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2］　伍淑：《忆孟真》，《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