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名义上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权，实际上不仅政权长久地被封建专制余孽所控制，以纲常名教为主的规范、信条更是制约着社会各个层次。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都注意了传统的规范、信条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傅斯年对此论述说：“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若是遗传的信条，经过若干年，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人生观念不同了，我们反来遵守历史上的信条，岂不同信仰死灵魂，崇拜泥菩萨一样?可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他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1］傅斯年对传统社会各个领域的批判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意识。从批判的内容和态度来看，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的认识、对批判对象的了解都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且有较强的感情色彩。这说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

（二）发展自己与改造社会

正当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积极撰写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宣扬新文化，抨击旧传统旧道德，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攻击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由此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把埋头写文章、编稿子的傅斯年拉到社会，由文化批判转变到社会批判方面。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分赃会议，中国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收回德国在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可是，各帝国主义无视中国的要求，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中国的代表竟然同意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把此消息告诉了蔡元培。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西斋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牺牲中国权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同学们听了蔡元培的讲话，都非常激动。傅斯年本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是山东籍的学生，想到自己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更有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激愤。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并邀请了北京各校代表参加，讨论了当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议推举20名代表负责学生的组织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学中间素有威望，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

5月4日，学生高举“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标语在校园集结，傅斯年扛着大旗率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然后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准备向各国使馆抗议示威。走到东交民巷，受到外国军警的阻拦，学生推举代表向各国使馆递交了说帖，这时有学生提出：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傅斯年又率学生经御河桥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意见不一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二人互殴，胡霹雳动手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