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求学岁月:贯通中西学问(19)

傅斯年传 作者:马亮宽


“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傅斯年作为具有新思想的学生领袖,虽因个人意气不再直接参与,但他的思想和注意力不可能离开这一震撼人心的爱国运动,只是从台前转向了幕后,一方面为其他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等人出谋划策,一方面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

“五四”运动由学生发起,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农群众成为运动的主力,广大工农民众的积极参与,使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运动的发展过程给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单是青年学生基于爱国热情从事爱国运动,力量是弱小的,无力与反动势力相对抗,最深厚的原动力在广大民众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民众,震动了社会,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运动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的觉醒、社会的进步。运动过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国民的觉醒;(二)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三)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露;(四)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如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仅三个星期之后,就撰写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在文章里,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所谓社会制裁,是指社会运动起来,对政府发生监督制约的作用,迫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改变。至于民众自决的精神,则是指一向被内外反动势力压得奄奄无生气的民众,起来向外交使团,向外部世界宣告自己的主张,向国内的统治当局抗争。对外、对内喊出民众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民众自决的精神。由这三种精神作原动力,一则促进了改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则催生了许多社会的组织;三则提升了民众的势力。罗家伦的论述侧重于五四运动对社会的影响,着重指出了五四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运动结束不久,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不用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时间考察社会状态,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傅斯年的社会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1).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趋向。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北京大学时同窗好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袁同礼写信,在信中表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认识。他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几天以后,傅斯年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在文中再次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傅斯年经过观察和总结,认识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出现许多好的现象,好的兆头,但他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萌芽阶段,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几次“新动机发露”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条件不具备,“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们,要总结历史教训,“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他所期待的成熟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老毛病,有很深刻的反省。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1]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应当说,这是相当深刻的针砭。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5~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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