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知识喻于众人，以劳力效于社会。从许多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既是一个新思潮勃发的时期，也是一个相当浮躁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思潮都在兴起，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尤其是对青年学生影响更为强烈。许多青年学生今日信奉一种学说，明天坚持一种主义，并不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傅斯年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评论，他说：就以北京各高级学校而论，学生自动的组织，能有几个，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和“谈天”、“消遣”里边。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之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1］当时的一位学生曾回忆自己的思想状况说：“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下为己任，而把切实的基本学识弃去了。”［2］更多有见识、思想成熟的学者开始反思，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今后发展方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这种探索的典型事例。一些思想成熟、有见识的学生也开始探求自己的努力方向。罗家伦则明确提出要努力学习专门知识，培养专门学者，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他说：“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是不能存在的!”因此，“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他认为当时“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3］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为改造社会，必须提高自己，掌握更多的现代文化知识。傅斯年此时已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他更希望去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然后献身祖国，彻底改造社会。他当时下决心，至少以三年的功夫去研究作为“社会的科学根源”的心理学。［4］同时他也希望同学和青年学生努力求学，掌握科学知识作为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资本。傅斯年曾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对新潮社成员和广大同学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①切实地求学，②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③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4天以后，他在与芮恩施座谈时进一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当芮恩施问及他们几位代表的志向时，傅斯年回答说：“余等所志不一，然中国今日之学生，简括言之，有一共同之目的，即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治西洋近代的学艺，借为考究中国现日各问题之资助，求得一解决之方，而谋向上之业，又愿本自己之觉悟、知识、体力自创一种生活，以此生活为造成新社会之资。我等敢代表大多数学生一言，将来服务中，决不向不适时无生趣之旧社会投入，愿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务使中国大多数人得一新生活然后成中国民族之康宁，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1］傅斯年所强调的“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是他当时的志愿，也可视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2页。

［2］　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第158页。

［3］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到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4号(1920年6月)，第860～861页。

［4］　傅斯年：《留英纪行》，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2页。

［1］　傅斯年：《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未刊），《傅斯年档案.遗文集》，第247～248页。

（4）.社会改造的设想。傅斯年1919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考取山东的官费留学生。这期间，傅斯年曾因生病回老家聊城疗养。他一方面等候去国外留学，一方面在养病期间进行社会调查。主要调查了鲁西一带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篇是《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两篇文章表面看来内容差别很大，仔细分析实际有承继关系，前者是基础，为后者提供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后者是对前者分析、认识后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傅斯年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是要求青年要承担社会改造的责任，并初步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念。

傅斯年《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2］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当时中国广大农村(以鲁西为个案)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在叙述农民的思想状况时说：“农民的思想，大略可以分做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无治的思想；二，溃决和颓废的思想。原来中国是专制久了的。专制国家的最下层社会，必在无治的状态，久了，自然陶冶成无治的思想。中国的社会向来上级和下级不接气，城镇和乡村不接气。上级的人，城镇的生活，虽然有时侵入农村，但农村终能维持他们的无治的自制。”但是这种无治的自制也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系，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和社会治安两方面：“一由于东洋货的侵入；二由于兵和土匪的蹂躏”，所以“社会心理的不安已经很厉害了。若不想个导引的方法，总有大溃决的一天。”这表明，傅斯年对所了解的社会问题开始思索，试图寻求总体解决的办法。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6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