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处五四运动高潮中的青年，能有这样深沉的反省思考，可谓极属难得。他在出国七个月后写给胡适的信里仍强烈表示出循循遵此反省的精神。他告诉胡适，自己决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培植根底，要认真读书研究，不轻做文章。他对留学界“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学业”的情形非常不满。他表示，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

傅氏担心五四运动会重蹈旧辙，不待结出成熟的果子，就滑落下去，这是很有理由的。不能否认，过去几十年，的确有许多次机运就这样丧失掉了。而在五四运动时期，也确曾浮现出某些旧病复发的征兆，出现一些值得担心的负面现象。

当年，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人，或被公认为青年导师的人，或与傅斯年经历差不多的一些人，或关心新文化运动前途命运的人，都曾指出同类现象，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当时在思想上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胡适，于傅斯年写信给袁同礼的一个多月前，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就是由于看到人们太迷醉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甚至仅仅是口号，而不肯脚踏实地地研究问题。对于青年学生，他更是敦劝他们不要浮躁，不要动辄罢课，而要自觉地在学校生活、团体生活中训练自己。

傅斯年在注意到社会发展新趋向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种种不健康、消极的因素和趋向，并为消除和解决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了积极探索。

（2）.树立社会成员的责任心。傅斯年在五四运动前进行社会批判时曾不止一次批评中国的现状是只有群众没有社会，而群众是一盘散沙，社会成员对社会没有责任心。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开其端，社会各阶层民众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自尊而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民众的爱国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心。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曾论述他对民众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对社会变化深入考察后自己的感受。中国民众过去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纯粹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义务，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了社会责任心。他论述说：“我认为中国人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中国人所以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人民群众无权监督政权、参与政治，专制统治者为所欲为，造成了经常性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4页。

傅斯年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总结说：“中国的政治，不仅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认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但是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积极参与运动，取得了运动的胜利。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认识到：如果给予教育和启发，民众会迅速觉悟起来，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他对此进行论述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而这种民众的觉悟和清醒，是社会进步的先声，因为民众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傅斯年通过五四运动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进一步论述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1］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直接的意义是促进了民众的觉悟，开始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第一步。

时隔不久，傅斯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认识。1919年9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满回国。他在职期间，对中国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各界的尊重。离任回国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欢送会表示尊敬，芮恩施谢绝此举，为表谢意，他通知北京大学校长代表蒋梦麟，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联络彼此间的感情。蒋梦麟约学生会代表傅斯年、张国焘(北京大学)，戴骅文(北京高师)，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学)五人于9月5日与芮恩施进行了会谈。9月13日，北京《申报》发表了这次会见的纪要，［2］其中学生代表主要由傅斯年发言。芮恩施在谈到对中国学生的希望时，要求学生们与民众结合，“相互补益，图‘国民的统一’，然后国家的实力随国民的知识能力生活而上升….…此后国家仰仗于学生者至多，望发愤为之”。傅斯年针对芮恩施的观点，对“五四”运动后民众的觉悟状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数月来之学生运动原为提醒国人之作用，我等深信，国家事件非学生可得一一处治者，我等并不愿一一为处治，特以各种方法唤醒国人，使其共负国民的责任心，知一切社会在一国中受同等之利害，必负同等之责任，有民族的觉悟然后收共治的效果。这就是说，只有民众的觉悟，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很明显，傅斯年的这种认识是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次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斯年是最早认识“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人物之一。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99页。

［2］　傅斯年：《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未刊），《傅斯年档案·遗文集》，第247～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