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从马赛回到伦敦，已是3月20日，于是开始正常的学习。他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本科的课程，主要选修了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 .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 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1］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据他的朋友回忆，萧伯纳的剧作品，他几乎每本都读过。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之所以由英国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傅斯年到柏林大学后，仍如在英国一样，除一面听相对论，一面听比较语言学外，还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2～13页。

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各地军阀争取不同的帝国主义作靠山，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各帝国主义则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当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1］可以说他们勤奋攻读，兼收并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救国，以实现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

［1］　《中国的蟋蟀傅斯年》，《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