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面安排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扩充而来）、《语言历史学丛书》，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准备工作。1928年4月初，有几位瑶民来广州，傅斯年听说后，乃与顾颉刚、何思敬、史禄国（苏联人，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同往造访，询问民俗及瑶族文字，并观看他们跳舞。后来还曾派史禄国、杨志成等赴滇调查少数民族风俗，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同时派顾颉刚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图书，共购得书籍12万册，价值5万6千多元，计有丛书150种，地方志600种，科举书约600种，家谱约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书约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间信仰方面的书籍约400种，碑帖约3万张。其中善本稿本甚多。

（二）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在南方的统治巩固了下来，于是开始考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学术研究机构。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6月，通过了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谊等人关于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的提议。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大学院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和中央研究院三个机构。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根据大学院的组织条例，蔡元培聘请了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为筹备委员之一。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央研究院组织大纲》，确定设立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待条件成熟后再陆续增设其他研究机构。

从中央研究院的下属研究机构设置来看，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它使用的是科学方法，是与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相同的手段，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仅在于学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说，历史学、语言学可以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1928年1月，他极力向蔡元培陈述这两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建议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2］同年3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批准了傅斯年的提议，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l34页。

［2］　王懋勤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事表》引《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特刊》，台北，196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