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1］11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民国大学院脱离隶属关系，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一年夏天，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门从事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内。

1928年9月，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0月14日，主持召开研究所第一次会议。21日召开第二次所务会，决定将该所迁至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次日，史语所迁至新址。至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宣告正式成立。［2］11月，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该职务由顾颉刚继任。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傅斯年不仅在中山大学创办了专门从事语言、历史研究的学术组织，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傅斯年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推进学术组织的建设，固然与他丰富的阅历、超人的学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挥集体优势，大规模地进行搜集、整理学术资料的工作，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是中国历史学、语言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２０世纪2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要求破除传统学术思想束缚，建设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呼声日益高涨。介绍西方哲学、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译著大量问世，用新理论、新方法解决中国学术问题的尝试已经开始，这就迫切需要用大量的新颖的研究材料，来说明这些新理论、新办法；迫切需要拿新理论、新方法施用于大量的、新颖的研究材料，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结论来。拿历史学来说吧，当时中国的史料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内，与新史学的发展不相适应，亟待史学家们开拓研究领域，搜集整理新史料。和各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史学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广泛得多，迅速得多，但它同样需要建立在发达的史料学基础之上。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只限于一般地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或拿来一些散乱的、个别的材料说明这个原理。一旦拿这个基本原理说明、解释中国的全部历史的时候，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材料不足。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据顾颉刚日记，1928年9月，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方面认真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一方面也在认真地做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可见搜集整理学术资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切资产阶级学术理论的共同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顺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创办了以搜集整理学术资料为工作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近代新学术潮流中，一些学者曾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文史考据学，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便是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胡适虽然以宣扬学术理论、治学方法著称，但对考据学也时常顾盼垂青，表现出异常的热情。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相继回国，他们掌握了西方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李济、语言学家赵元任，皆一时之选。这些优秀的新学问家的出现，为以文史考据、新资料搜集整理为主旨的学术组织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史语所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国文门、清华研究院都曾集合一些学者进行新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尽管其宗旨不明确，组织不严密，没有充分发挥集体研究的优势，但这标志着建立此类学术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将优秀的学者集合在一起，建立学术组织，进行集体研究，是时代的要求，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历史语言研究所便是顺应这种要求和趋势而产生的学术组织。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2］　参见王懋勤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事表》引《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特刊》，台北，196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