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他拟定了史语所研究工作计划和组织机构，同时对设立史语所的意义进行了说明：

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

他提出破除“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公然宣布：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他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的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发表以后的几十年里，史语所的学者们一直恪守上述几项原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研究方向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后来，劳干先生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发表过如下的评论：这篇里面的内容决定了以后的时期史学研究应当走的路线，至今日还没有重大的修改。诚然自清末以来，前辈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见,和示范的工作不是毫无一点贡献，只是都比较零碎，而影响比较上也不算最大。只有胡适之先生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和傅孟真先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两篇文字可以说是近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而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1］时过半个世纪之后，李济先生回顾史语所走过的历程时，也对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出很高的评价：他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2］李济、劳干都曾长期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对傅斯年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评价未免有过誉之处，只可视为一家之言，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旨趣》一文的确是史语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它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它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新考据学派、史料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北平

傅斯年筹建史语所时，曾打算待北伐成功后将研究所一部分留在广州，一部分迁往北平。所以要迁史语所至北平，主要是考虑到北平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为研究工作提供诸多便利条件。其一，北平是明清都城，保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档案资料，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清华图书馆所藏图书文籍，皆非其他地区图书馆之可比。其二，当时傅斯年拟定的搜求新材料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京汉铁路沿线，重点是安阳至易州一带，二是由洛阳附近向西延至中亚。北平距这些地区较近，交通亦较便利，人员往返、消息传递及物质运输等均相对方便。

［1］　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台）《大陆杂志》（台湾）第二卷第一期。

［2］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传记文学》（台湾）第二十八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