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早，有光辉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是近几百年才发达起来的，但发展的水平却远远超过了中国。

判定历史学和语言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傅斯年说：

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前者是所谓“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比如仅以《说文解字》为本体去研究文字学，是学究的研究，只把《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材料，同时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按照司马迁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种直接材料，大到方志、小到私人日记，远如考古发掘、近到某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条理出来，则是科学的本事。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便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从《说文》的研究取代汉简，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识破《说文》，再到孙诒让、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断扩充，学问一层层进步。在中国历史学的盛时，材料用的也很广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的学者不仅不能扩充材料，去搞地下发掘，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材料，如敦煌文献、内阁档案等，也坐视其毁灭、外流，却又在那里大谈“整理国故”，这样怎能进步！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现代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不供给其研究的工具。没有自然科学的帮助，许多历史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就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是因为古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这两门学科之所以衰歇式微，“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

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傅斯年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他对以上宗旨作了三点说明。第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史语所并不是专门要研究中国的东西，只是因为搜集中国的材料容易些，研究的基础好一些，所以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史语所的目标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一直弄到“不国不故”。他曾打算从洛阳向西寻找材料，直到中亚地区，这样“就脱了纯中国材料的范围了”。第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理材料的方法是“证而不疏”。第三，史语所不做普及性的工作。史语所的工作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一些“书院的学究”把一生的精力用在这个上面就行了，用不着诱导别人爱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