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史语所的迁徙

抗日战争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自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史语所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当中，史语所的所址共迁徙3次，每迁一次，研究人员增加一次，研究计划扩充一次。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整理，大量的民族学、语言学资料的调查，语言学实验室的建设，都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发生，史语所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它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成绩真是不可限量呢。

“七七事变”以后至1949年的10余年中，史语所先是辗转迁徙于西南地区，后又由南京迁到台湾，所址先后迁徙5次，可谓是颠沛流离，每况愈下。

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提议，由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久，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氏以封疆大吏坐守东南，无暇顾及这个学术机构。蔡元培身患重病在沪治疗，院中具体事务更无力过问。故中央研究院的大小事务，均由傅斯年代为处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央研究院决定南迁。7月，傅斯年部署将院中文物运至南昌及长沙。8月，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长沙，分别安置于韭菜园的圣经学校及南岳的圣经学校。10月，又将存于南昌的文物运到重庆大学。

1938年1月，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一部分经贵州转至昆明，一部分取道广西至桂林，然后绕道越南赶赴昆明。到达昆明后，选定拓明东路与青云街三号为所址。秋，傅斯年移家至昆明。10月，为躲避敌机空袭，将史语所迁至昆明郊外，安置于龙泉镇的响应寺和龙头书场。

1940年，朱家骅继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乃请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重情谊、性豪爽，与朱家骅是多年合作共事的老朋友，朱氏提出此议，他慨然应允。当时，云南边境军事吃紧，昆明常遭敌机轰炸，警报频繁。为安全起见，史语所准备迁往四川。傅斯年决定，要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选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作为新所址。于是他派芮逸夫到四川寻找这样的地方，最终选定了南溪县李庄镇。是年11月，史语所迁到了李庄镇，安置于板栗坳的张家大屋。傅斯年描述当年史语所搬迁工作之艰辛时说：

前年(按：指1940年)秋冬，奉命迁移。彼时交通无办法，竭尽平生之力而谋之。一面跑警报，一面办这些事，故每日有时走三十里，幸而把研究所搬了。［1］

［1］　《傅斯年致胡适函》，转引自傅乐成著：《傅孟真先生年谱》，《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03页。

史语所的学者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辗转迁徙半个中国，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不到弥漫的硝烟，听不见敌机轰炸，可以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史语所蒸蒸日上的正常发展进程，但是没有中断史语所的各项研究工作。学者们带着一千多箱图书、档案、仪器、标本，辗转迁播，席不暇暖，食不果腹，资料缺乏，印刷困难，既定的研究项目大都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但他们仍然根据傅斯年确定的研究宗旨，努力创造条件，研究历史文献，进行考古的调查和发掘，进行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撰写出一大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董作宾的《殷历谱》，赵元任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都是这个时期完成出版的。傅斯年本人的力作《性命古训辨证》，也于辗转迁徙的途中定稿誊清，陆续出版。

在战火弥漫的年代里，学者们过着近乎逃难的日子，而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却始终没有停顿间断，这固然反映出学者们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和甘愿为学术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但傅斯年的组织领导之功亦不可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