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期间学术机关的迁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迁徙地址的选择固然不容易——因为既要考虑到新址是否安全，又要考虑到是否有足够的房屋放置图书资料和安排工作人员的办公生活场所。图书资料的运输、工作人员的运送亦非易事。当时搬运的图书资料等有上千箱，仅文物一项就有150吨重。加上大西南交通很不便利，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史语所的图书、文物、资料都是无价之宝，如何妥善保管，避免损失，也是一件重要而又难办的事情。据当事者回忆说，史语所刚迁到南溪李庄时，当地群众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机构，他们见到人类学组的人头骨及其他骨骼化石，惊异万端，到了晚上，经常有人站在附近的山头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当时兵荒马乱，时有土匪出没，故研究所的安全乃是一大问题。为了避实就虚，掩人耳目，傅斯年让人把“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另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他亲自召开会议讨论治安保卫问题，提议每个人床头上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马上鸣锣报警，虽然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阵，但也引起了对安全问题的警觉。

史语所迁李庄后的6年中，最令傅斯年感到头痛的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均迁至重庆，前往四川避难的人极多，所以当地生活物质严重短缺。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他经常要和地方政府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求告他人。他曾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不少求助的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说：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 .凤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1］

据傅乐成、屈万里等人回忆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便靠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他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在那战乱的年代里，史语所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关键还在于傅斯年注重选拔、培养学术人才。傅斯年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胆识和魄力，不管生活多么困难，环境如何动荡，他仍一如既往，把人才选拔培养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选拔人才务求德才兼备，所谓“德”是指学术品德，即不慕权势、不求富贵，热爱历史学、语言学，具有为学术而奋斗终生的精神。所谓“才”，是指具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和敏锐的分析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潜力、有培养前途。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他千方百计地网致，不符合这两个条件，无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和靠山，抑或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也拒之门外。

而今驰名海内外的学者中，不少是他于战乱期间选拔培养成才的。如严耕望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曾跟随钱穆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后受安徽学院之聘前往任教，旋因战乱滞留重庆。素闻史语所具有全国一流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条件，他便萌生了入史语所继续读书的念头，但苦于无人推荐。后来有人告诉他：“傅孟真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若果欣赏，就可能成功。”严耕望抱着无可奈何、姑且一试的心境，于7月中旬写了一个申请书，连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给了傅斯年。想不到时过不久就收到傅斯年寄来的快信，信中说：照论文的程度可作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作助理员。这着实使严耕望喜出望外。此后，严耕望学习更加刻苦认真，加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有名师指导，不久他就写出了许多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论著，终于成为颇有成就的知名学者。

［1］　转引自那廉君：《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傅孟真先生轶事》，《传记文学》（台湾）第十四卷第六期、第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