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采取了“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的培养模式，即要求学生学业基础扎实，学术研究能力强，但具体的研究方向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自由选取。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到李庄之前，所址设在昆明的青云街靛花巷，当时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住在乡下，他经常到靛花巷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有时也到研究室询问同学们的学习进度。［2］他规定史语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大家轮流担任报告人，读研究生的学生也不例外。王利器就曾做过一个题为《“家”、“人”对文》的报告，颇得傅斯年的赞赏和大家的好评。王利器是傅斯年直接带的研究生，当时傅斯年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先秦民族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明史，但王利器读本科的时候作的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偏重于古籍的校勘注解，在史语所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又对《吕氏春秋》产生了兴趣，傅斯年尊重他的学术兴趣，指导他以《吕氏春秋》为题目，采用注疏体写论文，最终完成《吕氏春秋比义》的长篇论文。

劳干先生说，傅斯年对史语所历史组的学者们的学习和研究都进行过帮助和指导。他说：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全体同人的工作中，差不多都得到（他）很好的启示。尤其新进的同人作好的论文，几乎每一个字他都加以指示，使他再向谨严去做。［3］

傅斯年身高体胖，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不过他的体质却不怎么强壮，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他便常常患病。胡适1937年写信给他，说：“一个山东大汉，遍身是小病，娇弱的禁不起风，如何是好！”［4］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工作压力比从前更大。他部署史语所的迁徙：选择迁徙地址、安排运输、解决工作人员的给养，组织学术研究，处理日常事务，辗转奔波，终日忙碌。后来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内各机关的迁徙及日常事务，均须考虑安排，更使他忙中加忙。此期间，他开始参与政治，先是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参议会”，后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常出席国民参政会。1941年的二三月间，50天内竟开了5个会，会期最长的达10天。这年的年初，他就觉得两眼不舒服，但仍可上山走路。2月18日，请眼科大夫检查，未发现异常，大夫建议他到内科复查。但由于会议太多，所以一直拖延，以后觉得眼睛更不舒服，至3月下旬，身体亦觉不适。入医院检查，不禁大吃一惊，血压高至194—140水银柱，左眼有一毛细血管破裂。医生皆认为情况危急，朋友也为他担心。没有办法，只好住院治疗。3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而后又在家静养了两个月，至9月份，便可外出小走。到了l0月，其母突然病逝。傅斯年以自己久卧病榻、未能尽心看视母亲，负疚痛心。丧葬等事，劳顿异常，其间又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且为中研院及史语所事务操心忙碌，年底自重庆赴李庄，冬天逆水行船困难，过了5天方才到达。后来一量血压，比前更高。医生劝其休养2年，但他只休息了2周，使又出面主持研究所工作，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种穷、愁、忙的环境，使他的病情一直不能彻底好转。

［2］　参见杨志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3］　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4］　1937年4月，胡适因《独立评论》稿源不足向傅斯年催稿，信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原信见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1995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