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傅斯年的组织筹划，史语所考古组还与山东省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先后在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2次，在滕县安上村、曹王墓、王坟峪，日照县王屋村、大孤堆发掘各一次。其中以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城子崖考古遗址的发现，与傅斯年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傅斯年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它并非起源于一处而向周边扩展，而是起源于多处并相互影响。直到周秦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尚有明显的差异。他一方面用文献资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想通过田野考古，为这种观点找到直接的、可靠的史料证据。他说：

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如大成就，决不能仅凭一个路线的工作，也决不能但以外来的物品为建设此土考古年代之基础，因为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相互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凭借现有的文籍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于是想，沿渤海黄海省分当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于是有平陵临淄的调查（近年又有沿山东海岸的调查），于是有城子崖的发掘。这个发掘之动机，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作一试验，第二是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迹——更早的东方遗址。［1］龙山镇城子崖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按照预定目的，由中国的考古学家们独自调查发现的、独自组织发掘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虽然傅斯年没有亲自参加这两次发掘，但是他的决策、规划之功不可泯灭。他对中国史前时期田野考古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淡忘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还曾与河南省有关部门合作，组成河南省古迹研究会，发掘过浚县刘庄、大赉店，辉县琉璃阁、毡匠片，巩县塌坡、马峪沟等多处文化遗址，采掘到有关河南彩陶文化、拍纹陶器和春秋卫国墓葬等大量文物资料。此外，他们还在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山西、察哈尔、绥远、西康、安徽等地做了许多考古工作。所有这些工作，不仅为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材料。

［1］　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7～208页。

傅斯年对中国现代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他结合中国的实际，阐释了科学的考古学理论，对于中国科学考古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其一，傅斯年极力提倡从事科学的田野考古，以此取代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他指出，金石学家们的古器物是从别人手里征集来的，这些器物一旦脱离了原来埋藏它们的地层，其科学性和可靠性便随之减低。而且金石学家所注意的只是刻辞铭文，限制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现代考古学不是收购古物，而是到古遗址去实地采集发掘；不是只研究有文字的器物，而是把古人活动的所有遗存均囊括于研究的范围之中。这种思想观念的宣传普及，促使中国现代考古学度过了童年阶段，逐渐地成熟了起来。其二，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傅斯年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二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但是考古学从内容到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它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不可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混为一谈。历史学的进步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彝器、明器、甲骨及人们生活的一切遗存，都是宝贵的新史料，因而田野考古是发现新史料的重要途径。他指出，科学考古服务于历史研究。历史学的进步离不开现代考古学，而科学的考古的发展亦依赖于史学的进步。这种思想对现代考古学的健康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其三，傅斯年一再强调田野考古要借用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分清地层，厘清古器物的分布年代。据罗家伦说，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曾阅读三大本一部的地质学书，由此推测当时他便有将地质学知识用于考古学的想法。1929年殷墟发掘之初，他作了《考古学的新方法》的学术讲演，对殷墟的地层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最深者为殷，其余三层为隋、唐、明。两年后参加殷墟发掘的梁思永进一步提出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以区别史前各种考古文化的方法，这对于中国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曾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他倡导、组织和领导了中国现代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辉煌画卷。其一，傅斯年在先秦史方面造诣颇深，对于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十分精通，所以他能够为史语所考古组选定一些具有重要发掘价值的田野考古基地，使考古组在短时期内取得震惊中外的成绩。殷墟、城子崖等重大考古遗址的发掘，首功当推傅斯年。其二，傅斯年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知人而善用。他聘请选拔考古方面的人才，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之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驰誉中外的考古学家李济曾说，他是因为受傅斯年之聘主持殷墟考古发掘而得以施展抱负的，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帮助，他自己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肯定要小得多。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都是因为被傅斯年选拔参加殷墟考古发掘而得到锻炼，后来才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的。董作宾、胡厚宣等则致力于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卓著。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拔培养的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古文字研究人员，以后大都成为该学科的领袖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是远远超过考古发掘本身的。其三，傅斯年以超众的社交、组织能力，多方奔走，精心筹划，为史语所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本的保证。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局动荡，国库空虚，学术不受重视，研究经费短缺。殷墟最初的几次发损规模甚小，原因就在于费用不足。后来傅斯年多方奔走，四出募集，考古经费日渐增加。到1934年，仅殷墟每年便可得到数万元的发掘经费，使得田野考古工作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另外，当考古组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纠纷时，傅斯年不避艰辛，为之排解，以其非凡的社交能力，迅速平息了风波。这些不为学界重视的组织协调工作，实乃进行科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四，傅斯年十分重视考古成果的刊布，史语所出版过多种发掘报告、考古工作报告，从这些出版物的命名、文章的撰写方法到出版发行，傅斯年都亲自过问。这些发掘成果很快就被学术界采纳应用，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