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平时工作忙，日常生活上对我们过问很少，但对我们的成长很挂心。常对我们唠叨说：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养成劳动习惯，工农兵最伟大；长大了要立志做一个有理想、守纪律的普通劳动者。

在我们家，孩子们要服从秘书管理（因为秘书就代表“组织”），如果想要带同学到家里玩都必须得到秘书批准才行。

我上初中时，家里就给买共产主义教育的书，让我学习。母亲常找我和二林谈话，很少表扬，总是指出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什么事情应当怎么做。父亲偶然有空，就像作报告一样，先国内后国际，一讲一两个小时，讲到夜里10点，我有时有些听不懂，直打呵欠。父亲看着我说：小林，又张嘴了。又继续讲，我也只好继续听，久而久之，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父亲很多政治熏陶。

父母很重视让我们到基层了解实际，锻炼自己。1961年寒假，父亲让我去天津到工厂劳动半个月，跟着工人师傅学钳工，小雪上高中假期让去参加“四清”，使我们在上学时就开始接触社会。

父亲也鼓励我们从多方面增长知识。1958年，各地剧团纷纷到北京调演，父亲叫我和二林两个大孩子去看戏，说从戏里可以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我们第一次接触戏，有现代，有古典，听不懂，不感兴趣，捏着鼻子去。那时心里总是觉得好奇，爸爸怎么元曲、诗词、字画、工艺品、杂剧、京剧都那么有兴趣，无所不知，说什么都带“典”，大到名山大川，小到风俗俚语，有工夫就和我们唠叨。现在想起来他是在用心培养我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父亲做过地下党，经过长期白色恐怖的磨砺，做事非常严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小我们就知道不该问的和不能问的，从不打听什么内部消息。父亲母亲在屋里谈论工作，我们孩子们进来，他们立即不谈了；家里的一间会议室，只要一来客人，我们必须出去；父亲放文件的书房从来是孩子们的禁地。1966年“文革”初期，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学校领导希望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及时了解中央意图，跟上多变的形势，硬让我担任“校文革”副主任，我不愿意，“校文革”开会，一次也没参加，回家我从不向父亲打听运动情况。父亲也不听我们孩子的汇报。父亲的原则是：一切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工作和家庭、公和私要分开。

大弟弟小雪高中时当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进步”比较快，一时有了点儿小得意。有一天晚饭后散步，父亲严肃地对他说：有一句古话，叫做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人总是会要跌跤的，小时跌跤比老时跌跤好。他告诫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有优越感。对于交友，父亲常说：朋友若要好，莫要银钱搅。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不交酒肉朋友。后来小雪当兵在陕西空军，搞地勤，与来自农村的干部、战士们相处得感情很深，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所谓架子，多次评为五好战士，受嘉奖，还入了党。

二林1968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我们子女都已离开北京，父母身边没有子女了。父母并没有要求二林留下，二林也没有想过留在北京，她第一志愿报新疆，还报了黑龙江。学校工宣队的队长找她谈，说考虑到父母亲的实际情况，要把她分配在北京。就在宣布分配的当晚，有个同学找她，是福建人，有关节炎，分到了黑龙江，想对换一下。她立刻答应了，从此东北一去14年，在农村、在基层做普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