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干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1954年父亲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初来乍到的父亲工作头绪太多，顾不上过问我们转学的事，前三个孩子都上了干部子弟集中的中直机关育英学校。小雪上三年级时，有一次几个小同学之间相互比谁父母官大，依次问各自的父母是什么首长，小雪对这些事从来没概念，回家问妈妈，妈妈说不是首长，是“脚长”，他记住了“脚长”，但“脚长”是多大的官不知道，回学校就老老实实告诉同学：我爸爸是脚长，惹得同学们笑起来。到了小矛、小峰两个小的上学的年龄，父母说不能再上干部子弟学校，所以他们就都上了普通的胡同小学，天天与胡同里的孩子摸爬滚打在一起，也经常到同学家的小院小屋里去玩。没有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优越感。

说起当年我们穿的衣服，是补丁打了一层，破了，拆下来再补一次，有时会在大补丁旁边再加上小补丁。我穿父母的旧衣服，弟弟妹妹穿姐姐的旧衣服。父亲给我的衬衣，一伸胳膊衣服就撕破了。妹妹小矛至今记得有的同学曾问她：你父亲是大干部？我不信。大干部的孩子那能穿成这个样子。小雪刚上小学时，衣服都是捡两个姐姐的，穿粉红衬衣，花布鞋，直到9岁时回家闹了“革命”才不再着“红装”。我都上大学了，穿的还是妈妈的旧衣服，妈妈衣服上原本就有补丁。一个上海同学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说：我家里困难，来时怕北京同学笑话，不敢穿旧衣服，没想到你穿得比我还破。

父亲坐的汽车，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父亲和我们说：汽车是配给我的工作用车，你们不能坐。妈妈也在华北局上班，都不搭乘父亲的车，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1959年父亲重病，工作时经常晕倒，小平同志批准父亲养病。父亲才有了休息的时间。有一天父亲乘车去颐和园，我却是从东城的家中骑自行车去公园陪他的，当时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我是孩子中的老大，爸爸妈妈对我，永远是批评为主，爸爸妈妈常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更不要特殊！有一年，妈妈下乡蹲点，我收到妈妈从蹲点的乡下寄来的一封信，说在那里接触到许多贫下中农的孩子，非常优秀，却念不起书，你条件好成绩却不行实在不应该等等，其实我各方面都努力，学习好，对自己要求严格，考入师大女附中，在学校很守规矩，尊重老师，劳动也不惜力气，放学回来自己衣服自己洗，拖地，纳鞋底，学做饭。受到妈妈的数落，当时可觉得冤枉呢 。

1962年，困难时期，我高中毕业。我从小喜欢植物，对生物有兴趣。一天和父亲谈起高考志愿，父亲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亿人要吃饭，他年轻时想上农大，后来拿不出每个月几个银元的学费，才读了师范。父亲鼓励我学农，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农大。高考复习时心里打鼓，拿不准，考不上怎么办？家里肯定不会留我吃闲饭。妈妈说考不上可以帮助安排到东北林区当工人，心里才踏实。过些日子张榜，考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