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那个夏天仿佛来得格外早。作为“红卫兵”小将，开始我曾经一度误解过父亲，认为他胆子太小，不够“紧跟”。那时，“文革”刚起，广播里接踵传来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揪“黑帮”、斗“走资派”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天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还成天逗从北京到郑州避难的小表弟是“黑帮子弟”、“小黑五类”呢。孰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全河南最大的“黑帮子弟”了。

记得有一天，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郑州九中同学找到我，让我请父亲给他们的红袖标题词。还说有的省某某领导同志仿效毛主席的榜样，也给当地的“红卫兵”写啦！我见到父亲，转述了他们的要求，父亲开始的回答只是“不写！”二字，等我磨蹭到最后，父亲竟勃然大怒，训斥道：“不写，不写，我就是不写！你们小孩子懂个屁！”看到父亲震怒，我吓得蔫蔫而退。

“文革”开始没多久，局面就开始大乱。父亲忙得团团转，根本回不了家。因为当时中央发了通知，要求收缴一切刀具和枪支，母亲先是让工作人员把李先念伯伯送给我的非洲部落酋长大刀（是他在郑州接见马里外宾时，外宾送给他的），还有亲戚送给我玩的两把藏族餐刀，再加上家里的一支破气枪，统统上交给了省委警卫处。再后来，“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母亲又让我和阿姨把许多保存多年的老照片，还有她穿过的旗袍、高跟鞋塞进了烧洗澡水的小锅炉里，统统付之一炬。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锅炉房里，曾经堆过煤块儿，黑黝黝的闪闪发亮；曾经放过王任重、张体学叔叔送的湖北特产红、白菜苔，红绿相间的叶子水灵灵的；也曾养过川军投诚将领范绍曾（时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送来打伤的野生水禽，羽毛是雪白雪白的……而在那一瞬间，这些美丽夺目的色彩、这些祥和温馨的回忆都随着熊熊燃烧的烈焰灰飞烟灭了。直到今天，只有母亲斜靠在门框边的身影，茫然无助的眼神和那惨无血色的脸庞，永远沉淀在了我脑海的最深处。

回过头来说，那时以父亲为代表的河南省委成为了全省造反派的众矢之的，而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更是首当其冲，自然成了河南省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幸的是，父亲“文革”初期即奉命离开了河南。1966年9月初，中央正式下令调他到华北局任书记兼北京市委常务书记。父亲清楚地记得，一下飞机，他就开始陪着新市委的领导李雪峰、吴德等同志一道，像演员赶场似地分别到各大专院校接受批判，检讨所谓“派工作组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父亲晚年告诉我，市委被夺权后，1967年1月中的一天晚上，天刚黑没多久，还不到前半夜，他们就都被工人造反派给拘留了。父亲和吴德伯伯被关在一间屋子，高扬文、丁国钰被关在另一间屋子，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楼里。后来，父亲还曾有一段日子被单独关押在地质大学的地下室里。

再后来，党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和父亲等人都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由于成了“革筹”小组的成员，父亲虽然还被关着，但开始有了进出的自由，父亲就利用这个条件经常给吴德伯伯等人传递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