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吴德、父亲和高扬文三个人轮番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又被折腾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的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北京市属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最终还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他们几个人重新出来工作的。父亲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兼农林组的组长，并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任组员。刚开始父亲还参加过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7月，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从此他就被中央调回河南工作去了。

在父亲调京的这近一年里，我们家也并未能幸免于难。1966年底，正在住院的母亲因为受到株连，被赶回家中。很快，造反派又来抄家封门，母亲只能转移到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姐姐家中暂避。

1967年的春天，我所在的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大会，只有一位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归国华侨林敬伦老师敢和我共坐一条板凳。我俩龟缩在最后、最远的角落里，都希望能够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除了林老师外，学校上千名老师和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人敢公开对我表示出丝毫的恻隐之心。

回到家里，机关中和社会上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如同过江之鲫似地轮番登门抄家，而打的旗号全是冠冕堂皇、如出一辙的“搜查黑材料”。结果“黑材料”没有找到只字片纸，最后，倒是连我自己用节省的零用钱添置的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钳子、烙铁和螺丝刀等工具，还有姐姐结婚时男方家送的日常用品，都统统被造反派当作战利品抢走了。

记得有一天，一个和我同校、只比我低一两年级的男同学，跟着他的爸爸也来了，他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卧室床头柜上的玻璃台灯，抱在怀里死不撒手。那时，我气愤之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大声吼道：“这是我家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黑材料，你给我放下！”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彼时彼刻他们父子二人相互对视的惶恐眼神和狼狈表情，依然历历在目。至今，我还特意把这个劫后余生的台灯一直摆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作为那段荒诞岁月的物证。

白天，我在省委机关大院里看大字报，一些干部一改常态，对我又是辱骂，又是哄骗，非逼着我揭发父亲不可。半夜，我溜到省委门口偷偷地撕墙上的大字报，结果让那些造反派发现了，数百人将我团团围住，他们狂热地高喊着：“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十大总部”的核心骨干组织）去！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去！”……万分危急时，亏得是省委机关电话班、幼儿园、公务班的那些阿姨、叔叔们及时赶到了，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抢了出来，否则，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196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呆在抄家封门后留下的那间不足七八平米的小屋里。突然，有人轻轻地敲击窗户玻璃。来人是纪登奎叔叔的警卫员小唐。他领着我翻过墙头，坐上一辆破吉普车到了纪叔叔躲藏的省国际旅行社。纪叔叔开门见山告诉我：“你爸爸让我转告你，不要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参加了马上退出。”其实，在那个时候，作为全省“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孩子，还有哪个红卫兵组织敢收容我呢？

后来我才得知，那时父亲自己的处境已经异常危难，不久之后他就被造反的工厂工人和大学生关进了地下室，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可就在大难临头之际，他牵挂的却还是千里之外儿子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