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5日，因为被再次抄家封门，我只得趁着夜色，扒上运煤北去的敞篷货车跑到了北京。经过四处打听，我最终找到了父亲。

这时，父亲虽然已经被中央宣布参加了北京市的“三结合”，但由于形势还是相当不稳定，父亲住在王府井北、八面槽柏树胡同一个原来是河北省驻京招待所的小院里。白天，吴德伯伯、丁国钰叔叔会过来找父亲一道开会，商量工作，有时他们还留下来吃饭。但到了晚上，他们肯定分头离去，为的就是防止被造反派“一勺烩”。

初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伯伯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河南问题。“二七公社”、“十大总部”、“河造总”三方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都被叫到北京，他们在揭批父亲“执行了刘邓的错误路线”和具体罪状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组织了一个“保爹团”，是类似北京“联动”性质的组织。其实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事。实际情况是：1966年底，我参加了一次由省直机关和省军区部分干部子弟组织的集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与大家一起，都表示出了对时局的不平和不解。但是，沾上“联动”两个字，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罪名，倒霉受害的干部和干部子弟还少么？

周恩来总理听后，故意当众问父亲是否有此事。父亲尽管离开河南已近一年，但他坚决而策略地答道：“我儿子还小呢！”于是周总理一笑了之。见此，“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和造反派头头们也就都无法继续纠缠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当父亲说到这事时，我的心情先紧后松，充满了莫名的庆幸和感激之情。

在父亲重新调回河南工作前的那段短暂日子里，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病情非常严重。姐姐远在新乡工厂，时不时还得被揪斗。这是我独自陪伴父亲度过的仅有的一段时光。父亲的身体、精神都不好，经常让我到外面给他买“二锅头”。在饭桌上，他往往是自斟自饮地喝闷酒。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实在不解“中央文革”戚本禹那些人春风得意，随便乱点名，想骂谁就骂谁，就在吃饭时问父亲：“戚本禹他们真的这么厉害吗？”不料，父亲摔了酒杯，变脸甩了一句：“小毛孩子，懂个屁！”我愣了半天，开始觉得父亲是在骂我，可是后来琢磨父亲的话不是冲我来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父亲内心深处压抑的彷徨、郁闷和愤懑。

1968年我参军后不久，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冲突，部队纷纷进入战备状态。父亲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特意让母亲转交给我。信很短，通篇没有任何嘘寒问暖的家常话。现录于下：

小强：

事太多，顾不来写信，趁你妈看你之便，捎封短信。我没有话可说，你已经是军人了，望你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和部队首长的教育，一定要保持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玷污解放军的荣誉，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放心了。你大概知道，苏修、美帝都想搞鬼，这是由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它们妄想扼杀无产阶级政权，把劳动人民重新踏在脚下，但这只是妄想，用毛主席革命学说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绝不答应。如果它们胆敢闯进我们的国家，人民知道怎样对付它的。

因为战备，较忙，但精神好起来了，我的好孩子，如果敌人敢于侵犯我们，就按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之，爸爸虽然有病，杀敌当不甘后人，也一定和全国军民一起干，你看好吗？不说了，祝你健康。

爸爸

17日

记得母亲把信交给我时，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多看几遍。我当时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更没有往深处细想父亲的良苦用心。还是很久很久以后，母亲在与我聊天时，才一语道破：“爸爸是担心你。打起仗来，他可不希望你当逃兵，当叛徒！”

后来，在我面临部队提干时，父亲又亲笔给我写来一封短信，告诫我“应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

母亲晚年，曾经半真半假地跟我说过多次：“瞧你爸，我和他过了大半辈子，连一封正式的信也没给我写过。倒给你写了两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