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北京医院北楼负责父亲治疗的钱贻简主任给中组部值班室打电话，第一次报告父亲病危。

9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谈话最后，父亲请习仲勋同志一定转达自己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感谢。

1月19日下午，父亲第二次病危。晚九点左右，习仲勋同志办公室来电，询问父亲当天晚上是否过得去？如果危险，习仲勋同志马上就来。钱主任答复：“估计可以挺过去。”

第二天一早，习仲勋同志和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赶到医院，向父亲传达了中央对父亲的口头结论。据恰在现场的父亲在河南的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回忆：“临走时，习仲勋同志对建勋同志说：‘今天我们两个是代表耀邦同志来看你的，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要把病治好。’习仲勋、王鹤寿同志来看望建勋同志后，他受到了鼓舞，他的精神明显好转。”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父亲加快了对我们讲述自己革命历史的速度。父亲还专门给老领导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寓意诀别的信，他还给李雪峰、杜润生、杨珏、陶鲁笳、李友九、纪登奎、赵辛初、刘子厚、陈兰（邓子恢的夫人）、高惠如（彭涛的夫人）等九位老同志留下了《我的几句话》即政治遗言，父亲在这两份文字材料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在结尾处都写下了一模一样的同一句话：“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父亲在度过第二次病危后不久，输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反应，高烧不退。宋庆龄副主席曾经用过好几年的英国治疗骨癌特效药，在父亲身上仅用了很短时间就被迫停用了。接着，各种抗菌素也相继失效。父亲开始了与病痛和死神的最后拼搏抗争。有时，父亲会一晚上疼醒三四十次，几乎是彻夜难眠。

3月中旬，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习仲勋同志、宋任穷伯伯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到医院探视父亲，李先念伯伯也委派办公室的徐秘书代表自己和林阿姨，送来了老首长的慰问和关怀。北京的老战友来探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外埠的老战友来探望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李雪峰伯伯亲笔写下的日记里，频频出现了下面这些伤感悲怆的话语：“……健（指父亲，老同志都戏称他做‘刘老健’——作者注）作托孤家纷之嘱”、“下午去看了健，（他）很留恋！”、“老健昏迷，……说话问话均不清了，大约最后之别了！”

父亲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等到探望的老同志走后，他经常半是戏谑、半是苍凉地对我和西林言道：“他们这都是来送我的啊！”

往往就是在讲完这句话后，父亲不止一遍地叮嘱我们：“我死后，你们要替我和妈妈常去看看他们。记住！不许提任何要求。只能逢年过节，替我们去看看他们！”此时的父亲，常常是话音未落，却早已老泪盈眶、呜咽喘息不已。二十五年来，我们始终是按照父亲的这句话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