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7日开始，已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瘫痪在床的父亲口述了最后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几经斟酌修改，信终于在15日凌晨完成了最后定稿。4月17日下午，父亲侧卧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在重新誊抄的信的末尾处签上了名字，他的笔迹甚至连我们也难以辨认。当晚，我将此信又送给了郑思远叔叔，再次请他转交。信中说：

“留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党对我的错误的处理问题。我切望中央在我一息尚存之际，能给我做出一个正式的文字的结论。我恳请中央给予指示。”

六天后，4月23日下午，父亲在太行山时期的老领导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夫妇，还有谷景生叔叔、杜润生叔叔来看父亲。在他们临别前，父亲口齿已经不清楚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我身体这一关不好过，要搏斗！”帮助父亲表述的西林将“搏斗”二字误听为“波动”，爸爸神智格外地清醒，连连纠正几次：“不是波动。是搏斗！”直到大家都听真切为止。

看到老领导、老战友要走，父亲连抬手致意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分别充满希望地道了一声：“回头见！” 不料，这句话竟成为了父亲与他们之间的永别。

下午，从来不爱吃零食的父亲突然提出想吃冰激凌。我们问过护士和医生后，买回来喂父亲吃了两次。有丰富经验的钱主任暗地里提醒我们，“这很可能是回光返照。”这已是好心的钱主任第二次发出警告了。在中午十一点左右，他就告诉我们，“刘老的情况不好，心脏可能要出问题。”果不其然，晚上七点半左右，父亲的血压降到70/30，钱主任立即组织医生、护士进行抢救。打了三支升压针剂后，父亲的高压一度升到100。

就在父亲弥留之际，钱主任一边抢救、一边不停地呼唤着“刘老……刘老……”，顽强的父亲也曾低声含糊地回应过两次。

在抢救过程中，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杜润生叔叔、杨珏叔叔、高妈妈（高惠如阿姨）……全赶了过来，他们始终都守在父亲的病床前。

三个小时后，十点三十四分，随着父亲长长的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吐气“唉……”，病床边的仪器显示出父亲的呼吸戛然停止，一分钟后，父亲的心脏也永远停止了跳动。

大约半个小时后，父亲生前“我死后，先念一定会来看我”的预言真的言中了。年迈患病的李先念伯伯手拄拐杖，在林佳楣阿姨的陪同下赶到医院，他们在父亲的遗体前静静地伫立，又默默地行了鞠躬礼……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叔叔受胡耀邦总书记之命，也来到病房，代表总书记致意并向我和西林表示了慰问。

就在父亲的遗体推往医院太平间的途中，大风陡起，卷起漫天的落叶和沙尘劈头盖脸打了过来，但却丝毫阻挡不住我们的眼泪，就像那断了线的珠子淌过脸颊、流进心底……

1983年5月3日上午，父亲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灵堂内哀乐低回，灵堂外人车如流。借用李雪峰伯伯当天日记里的话就是“去者甚众”……

告别仪式结束后，父亲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副一室，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除此之外，仅有一幅父亲身着戎装的黑白照片。只见父亲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他在九天之外向我们永恒地微笑着、凝视着。那笑容是坚韧、刚毅的，那眼神是幸福、深远的……

2006年6月24日，父亲和母亲的部分骨灰合葬在了河北涉县将军岭上。这里是国家一百个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刘伯承、徐向前、李雪峰、黄镇、李达、王新亭、袁子钦等人的骨灰均先后安放于此。

年过八旬的林佳楣阿姨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当地省、市、县有关领导和父亲、母亲的生前友好代表等也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太行山上，松柏葱葱、顶天立地；清漳河里，波涛粼粼、滚滚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