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说，他只在病房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走了。母亲后来解释说，他很忙。我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由此认为，他不如别人的父亲。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一愣，然后就笑了，说怎么会不喜欢你，就是抽不出时间啊！

流传甚广的父亲和内蒙古收养全国三千孤儿的故事，我是后来才有所知晓的，从时间上推断，和我那场大病应该是同一时期。

那时候，全国食品严重匮乏，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许多幼小的孩子濒临死亡的威胁。康克清为此非常着急，她与我父亲商量，能不能从内蒙调集一些奶粉。我父亲说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车薪，不能长期解决问题，于是他提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周总理当即拍板，于是从内蒙古调集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有三千名孤儿来到内蒙，其中上海一地就有一千八百名。

当年的有关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而这些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们，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草原人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回忆文章说，父亲在各地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这些孩子。对于他们被领养后的生活，更是备加关注。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随访检查，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这些孩子们的，他一手拉了一个，很开心的样子。

最近看了二哥乌克力的文章，看到了有关的这么一段：内蒙古的奶粉厂送给我父亲几大盒奶粉。那时候奶粉是很稀缺的食物，乌克力看见奶粉，心里很馋，听到父亲要把这些奶粉转送到孤儿院，就插了一句：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点吃？父亲断然拒绝，说：不行，一点也不能留！

后来的几年里，父亲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有关部门要定期汇报孩子们的情况，要求他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80年代起，这件事情逐渐为人知晓。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报道三千孤儿事件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对我说过，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和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交谈过，因为她担心会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她想的很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吗？

2007年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我很意外地听说，10月19日，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里，突然迎来了一百多名身穿彩色民族服装的中年人，他们是三千孤儿的代表，从草原，或旗县，或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赶来的。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又是怎样互相联系到并且推举了自己的代表的。

他们默默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在父亲的座像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和他们的名册。

据说，那天他们哭得很厉害，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46年，父亲去世已经17年了。

父亲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过沉淀的记忆才真正的明朗，父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我们明白的似乎已经太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