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约有五万华侨集中在美国西海岸各城市,包括萨克拉孟多、旧金山、屋仑、圣多谢、洛杉矶等,另外还有零星的小群华侨和个人散布在一些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华侨集中的区域叫做唐人街或中国城,有时也称为华埠。旧金山的华埠是美洲各个城市中最大的一个,共有两万多华侨居住在那里。旧金山华埠的主要街道原来叫做杜邦街,后来改称葛兰德路,是旧金山一条很繁华的商业街。东方古董铺,普通称为“杂碎馆”的中国饭馆,算命测字的摊子,假借俱乐部名义开设的赌场,供奉中国神佛的庙宇等,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寻欢作乐的人们。有一位年轻美丽的美国女孩曾经告诉蒋梦麟,她曾在一家东方古董铺中看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东西,即坐在一朵莲花座上的大佛;她还在一家中国饭馆吃过燕窝、鱼翅和杂碎。她对于唐人街上的一切感到新奇万分,说得手舞足蹈。她的妹妹们都睁着眼睛、张着嘴巴听她说,她的老祖母也被她精彩、夸张的形容深深吸引住,从眼镜上面望着她,两只手则仍旧不停地织着毛线。
“你用筷子怎么喝汤呢?”一位小妹妹满腹狐疑地问。
“正像你用麦管吸汽水一样吸汤呀!小妹妹。”蒋梦麟代为回答,引起大家大笑。
还有许多华侨在那里开有洗衣店。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浆洗衣服,常常忙到深夜。许多美国家庭喜欢把衣服送到中国人的洗衣店,因为中国人的洗衣店基本上是用手洗,比美国开的用机器洗大不相同,不仅不容易损坏衣服,而且更加干净。
这些来自“天朝上国”、“中央大国”的子孙们在异国他乡辛勤地劳作着,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装进钱袋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对于祖国,尤其是对于孙中山倡导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却慷慨无比,大力资助,或者将这些钱寄回国内,抚养他们的家庭或帮助他们的亲戚。这些华侨大多来自广东,所以广东在近代以来就比内地富裕,除了广东人善于利用香港做生意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素来就是著名侨乡,大量广东人漂洋过海遍布全球,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在侨居地扎根结果,不忘故土,不忘亲戚和乡邻,总是尽其所能援助仍在家乡的亲人。所以,广东的富庶其中有不少来自华侨的贡献。
上千万华侨生活在海外,他们的工作极端辛苦,他们的早期前辈主要就是苦力,他们除了一副身板,一身力气外,别无所有,别无资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像一群蜜蜂一样辛勤工作,节衣缩食,忍声吞气,寄人篱下,受到无法想象的剥削。他们将花蜜从遥远的花朵送到在中国的蜂房,可是他们却得不到来自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他们几乎成为中国的弃儿。他们又没有携带枪炮到外国来,他们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这些华侨为居留地筑路、开矿、种植树木,以一天辛劳换回几个美金或先令。不错,也有一些华侨,特别是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也有一些人凭借机遇、缘分和精明发了财,住着皇宫一样的大厦和别墅,生活得像印度的土大王。也有一些华侨跻身于中产阶级,买田置产。但是,富有的和小康的华侨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华侨必须辛勤劳作,而且只有辛勤劳作才能糊口,才能稍有积蓄。
在美国的华侨,至少在蒋梦麟留学的年代,基本上没有富裕的或发了财的,当然也没有很穷的。多数都是老实可靠,辛勤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华侨都能寄一点钱回广东。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式的。你如果乘一只船沿着萨克拉孟多江航行,你就可以看到沿江两岸散布着一些华侨城镇和村落,店铺门前挂着大字书写的中文招牌如“长途粮食”、“道地药材”之类,恍惚间,你似乎觉得自己可能正在沿着长江或运河航行呢。
有一次,蒋梦麟在萨克拉孟多江沿岸的一处中国城上岸,拜访一位芦笋园主人丁山。丁山是孙中山的朋友,他拿鲜嫩的芦笋招待蒋梦麟,这些芦笋非常肥美多汁,品质一流。后来,丁山开了一间制造芦笋罐头的工厂,所制罐头借用美国商标出售,类似后来的“贴牌”。蒋梦麟知道这些信息后,他总是在想,那些标明美国产品的罐头,可能有很多都是华侨种植和灌装的。丁山赚钱的办法的确好,而且很巧妙。他为工人开设了许多娱乐场所,以为工人辛苦一天,应该有个地方散散心,放松放松。如果他自己不开这些娱乐场所,那么他的工人就会找到他的邻居所开的娱乐场所去。他的用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到他娱乐场所来玩的人,人人都贡献了一点“肥水”,他的财产并没有因为为工人开办娱乐场所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丁山的经营之道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理想,遵循的原则是利人而不损己。
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真不愧为炎黄裔胄。男子留着辫子,女子甚至还在缠足。在旧金山的华侨街头,可以发现卖卦算命的摊子。有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一位来算命的白人说:“好运道,快快的,大发财。”旁边的一位黑人也想算命,算命先生说到此为止,自然太平无事,但是他偏偏要画蛇添足,对黑人说:“快快地,不再黑,像他……”同时用手指着那白人。黑人气得一脚踢翻算命摊子,阿谀过分成为侮辱,此即一例。
根据蒋梦麟的观察,华侨还有许多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鱼、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以及其他从广州或香港运到美国的货色。有一次,蒋梦麟到一家杂货铺想买一点东西,但他的广东话实在太蹩脚,没有使店员明白要买什么东西。只好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太只晓得中国有许多方言,却不晓得中国只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看了蒋梦麟写的文字大为惊喜,她问店里的人: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好奇的人围住蒋梦麟看,有一位稍微懂得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东省城去过没有?蒋梦麟说没有。“那么你去过哪里买东西呢?”“上海。”蒋梦麟笑着答道,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就走了。
唐人街的学校仍旧保留着国内的旧式教育,学生高声诵读古书,和蒋梦麟小时候读家塾的情形一模一样。离唐人街不远的美国学校对唐人街的教育似乎毫无影响。这多少暗合了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即愈是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可能更多地保留了中心文化的原初特征。
辛亥革命后,唐人街也发生一系列变化,因为国内的变化,新来的中国人带来了变化后的中国文化,而且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太急剧了,所以唐人街也在那几年天翻地覆。短短几年,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在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不再缠足,学校制度也在改革,采用了新式课程和新式方法。送到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或者说在文化深层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祖国也在学美国,而且祖国在生活方式上有了重大改变,这些漂流在外的炎黄裔胄终于无法抗拒西方文化的冲击,终于和祖国一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