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经过一番波折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内务部迟迟不发批文，警察厅屡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无法开展。陈翼龙为此数次向内务部提出呈文，以“人道”、“公理”、“民权”、“法律”为武器质问当局，但毫无效果。

不仅如此，半年之后，陈翼龙因与国民党人联系，准备在北京发动反袁活动，被京师警察所侦缉队逮捕，于8月6日杀害于北京。次日，中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

此时李大钊正在北京。

原来，一个月前，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已经举行了首届专科生的毕业典礼。李大钊和同年级的其他一百数十名同学结束6年的学习，离开法政学校。

同学之中有的到政府中谋职，有的进入北洋军官的营幕。李大钊既不想为官，也不想从军。有几个同学邀他到北京办《法言报》，他答应了，于是来到北京。

李大钊在北京期间，正是袁世凯政府准备以武力镇压南方国民党人的革命势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因查到宋教仁被刺案与袁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有牵连的证据，认清了袁世凯假行共和、真行专制的面目，酝酿发动“二次革命”之时。6月9日，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14日，撤销胡汉民广东都督的职务，任命胡为西藏宣抚使。面对袁世凯的步步紧逼，革命党人仓促应付，7月13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举起反袁旗帜。

也许由于长达6年的紧张学习结束后出现的一时间无所适从的心理，抑或是因为加入中国社会党，担任天津支部干事几个月来，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而社会党又被宣布非法，强行解散。总之，李大钊在北京期间，产生了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的心理。

这是一种对于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恶丑的厌恶情感的流露，是光明的美好的理想和黑暗的丑恶的现实生活感受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李大钊思想上的反映。

李大钊从小生活在海边农村，喜爱大自然的恬静和优美。

他非常爱山，每到高山峻岭之地，常常流连忘返，尤其对小时候在家乡每当晴朗的早晨或傍晚向北眺望依稀可见的碣石山更为神往。他和同学一道游览过碣石山的西五峰，那“奇花异卉，铺地参天”，“层层碧叶，青透重霄”的景色有如世外桃源、人间奇境，同都城闹市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喜爱山中的幽静，以至产生过“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的奇想。

少年时长期的传统式以道德理想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奠定了李大钊追求善良的思想基础，而这种教育和单纯的学生经历又铸就了他追求真实的价值取向。

善良与真实的本质要求是明辨是非。时代给予他的价值尺度使他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是“是非颠淆”的社会，因为在封建政治制度下，“豪强霸世，扼抑真机，元恶首虐，僭据崇位”，“口诽腹谤，诛夷立至”。正直人慑于威权，不敢说真话。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原则遂为“曲学”者所创，“人心道术，为所柔敝”，有谁敢发本于良知，出自天性的正直之言，政治上的压迫和道德上的打击立将致其于死地。

李大钊向往共和民主，是因为共和民主将推倒“豪强”、“元恶”，实现平等，铲除社会是非不清的根源。谁知民国肇兴，政党林立，言论自由反而成为党派营私阿世、党同伐异的工具。以至于“言论庞而是非乱，言论伪而是非湮，是非由乱而湮，人心世道之真，遂以全失……真理大义，暗而不明，郁而不彰”，其结果是国祸民哀，“苍生水火，膏血横流”。

李大钊对此极度失望和忧虑。

小时候在祖父为村里华严寺筹办的香火田头无数次看到刻着父亲笔迹的石碑，可能朦胧地为李大钊留下了最初对佛的印象。这使他长大后在广泛涉猎知识过程中不能不有意无意地受到一些读物中带有的佛家意识或语言的影响。因此，和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不少有名的学者一样，李大钊的思想中也渗入了一些佛家观念。

佛家用因缘和合的观点来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产生，认为事物的表象是一种虚相、“幻有”、“色空”。同时用“苦”概括人生的境遇；以悟道成佛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

李大钊在谈及“世界观”时说到“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意思是说，人好像一种“幻有”，借助现在的世界存在(或说虚假地存在于世界之上)，从躯体上虽然同他人或物区别开，在精神上却有同一渊源。

在谈及人生时，他说到：“人之生也，一切苦恼，环集厥躬，匆匆百年，黄粱梦冷，无强弱，无智愚，无贫富，无贵贱，无男女，生老病死，苦海沉沦，必至末日，忏悔始有解脱之期。”意思是人在一生中被苦恼包围着，即使寿至百年，也不过是匆匆而过，如同一场黄粱梦，无论谁都有生老病死之苦，一定要到死亡来临之时，才会觉悟忏悔。

然而，李大钊借助佛教的“幻有”观念也只是在某种意义上用来形容一下人存在于世界的形式，并不意味认同佛教的“色空”观。他认为在虚假的世界后面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故尔，“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倦浊世之思”的文章可以流露出“真实世界之光影”。

他认同佛教的人生苦难观，并不赞同“悟空”(即认识到一切都是空的)而求解脱的方式。他曾奉劝过那些对世道人心厌倦绝望，期以自杀求得解脱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些“归隐林泉”的人，与其“求之荒渺，探之幽玄”，不如正视现实，“建天堂天国于人世，化荆棘为坦途，救人救世且以自救”。

实际上，这正是他自己怀悲世之心积极入世态度的表白。他游览五峰山时，对山中昌黎祠内树立配像、牌位，加以纪念的明末4位地方官作这样的评论：“吾以为数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职亲民，果于戎马倥偬之际，卧薪尝胆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连风景，则明之亡，庸岂无故，而数子者，又乌容辞荒职误国之咎。”这种对他人批评实际是对自己的勉励。

他呼吁时贤在“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之时，奋起“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