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有这样一段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说，“诚”(真确信实地追求、遵循正道)是符合天意的道理，或说是天赋予人的道理；通往“诚”道路，是人应努力探索追求的。“诚”的表现是不用努力就可以不离开道，不用思考就明白道，从容自然地行道，这是圣人的境界。通向“诚”的路就是选择善而坚持不放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广泛地学习，详尽地探讨，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去做。可见儒家先贤是把思想和实践，即知与行放到同等地位看待的。

不过，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派或不同学者在如何认识二者关系上面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或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明朝末年的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和“经世致用”的口号，认为学问涉及从己身到天下国家的各种事务；要求讲大道理的人，首先要从自身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方面树立与所讲道理相一致的原则，并且应严格遵守，身体力行；还提出读经应该有补于生活、对国家有用，“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于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转风易俗，而无益者不谈”。

同时代另一位学者黄宗羲针对明中叶一些人“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的现象，提倡“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

顾、黄主张不以时兴的宋明学者解释或阐发儒家学说的著述为限，而要广泛阅读汉代儒家经典；不仅要读经，而且要读史，还要了解地理、民俗、兵农、财政、典章制度等；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他们的这些主张对近代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形势下“经世致用”思想和“今文经学”的复兴起到开先河的作用。

李大钊幼年所读的书既有“四书”，也包括“史”。他后来选择法政专业，并且一生中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博学于文”、“经世致用”一类的思想已经形成了社会风气。他在介绍朱舜水时，说到舜水论学：“是非程、朱、陆、王而不失其衡，专贵有作用……其尚友古人，尤推重诸葛亮、陆贽”，说明他从朱舜水那里再次得到了学应以致用的思想。

不过，李大钊在分析暗杀和自杀原因，提出弭杀办法时所表达的“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万种杀机，一切恶根……是在吾人心造之耳”等认识，表明陆、王心学思想对他是有影响的。同时，他也接受了程、朱的万事万物莫不有理之说。

由此，他开始形成一方面依据“格物致知”的认识路线，力求探索事物之理，同时注重人心的改造在政治与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将寻理同关注国计民生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不空谈心性道德；把理论探索付诸实践，而不坐而论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他在《言治》发表政见，是前者的反映；而他参加中国社会党，从事实际社会活动则是后者的反映。

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办《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几次担任各省谘议局领衔代表的孙洪伊帮忙。

在北京期间，李大钊见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经过一夜畅谈，“毅然加入”了社会党。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他了解到陈翼龙是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陈翼龙生于1886年，比李大钊大3岁，湖北罗田县人，“幼聪颖，有大志，年十五有澄清天下之愿，嗣奔走于湘、鄂、苏、赣各地，意在纠合同志，以图起义”。

1909年，陈翼龙在上海担任《神州日报》记者，宣传革命，认识了时在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经宋介绍接触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物。但是他没有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而是于1911年11月，在苏州和江亢虎一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1912年8月，他又同江亢虎一起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担任了支部主任，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开始积极筹建平民学校。同时，准备在天津建立支部。

陈翼龙显然没有投机钻营，谋取议席和官位的打算，这一点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做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

陈翼龙不久后的壮烈牺牲，证明李大钊没有看错人。

二是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中国社会党是在江亢虎于辛亥革命前夕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总部设在上海。该党宗旨是，在“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具体纲领8条：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承认国家的统一和民主，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赞成平等、自由，注重发展实业和教育，反对兵争或以兵为后盾的党争。

这些并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显然很符合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这些纲领对李大钊发生了很明显的影响。

在李大钊看起来，无论该党领导者陈翼龙个人言行，还是党的宗旨纲领，都可以表明他们不是他曾经批评过的“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排挤倾轧正义之士，以其私心党见误国的“小人”之流或“奸党”团体。他或许认为可以在这样的党内宣传和维护正义、人道，树立真正的，体现民主立宪精神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