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虽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满足，还要借此事件提高他们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于是，他们又找到当时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向忠发汇报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

听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后，向忠发不作调查，就来到中山大学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发表了讲话。

向忠发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

王明等人制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米夫和王明一方面要利用“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中山大学内的反对派，巩固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通过“江浙同乡会”事件，扩大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一直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于“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文件的起草、翻译及服务工作需要一批人员，所以决定从中山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参加大会工作，这为米夫扩大王明在中国党内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

参加中共六大是王明第二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虽然他这次也不是大会正式代表，仍以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工作，但王明利用大会第二天（6月19日）通过的“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以发言权”的机会，开始在会上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

可是，王明的表演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引起了广大代表的抵制和反感。在6月23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主席团讨论后决定：“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6月26日的主席团会议又作出决定：“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给洋洋自得的王明等人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有米夫这个靠山，王明就敢于表演。王明又抓住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在“六大”做起文章。

据参加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回忆：“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

周恩来也指出：米夫在中共六大期间，“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宣扬，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对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径义愤填膺，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述，要求澄清事情真相。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在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闭幕后，在19日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由参加会议的布哈林提议设立的。之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驻农民国际代表邓中夏、余茂怀（余飞）、王若飞等五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是瞿秋白。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后，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也参与对中山大学的管理。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的申述之后，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前往中山大学调查真相。

可是，米夫、王明控制的支部局竟然不与合作，邓中夏和余飞与他们发生了争执。中共代表团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的同意，前往苏联格伯乌机关去查阅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但是，格伯乌机关只让中共代表团看了一次材料，便又以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礼、左权、尤赤、胡士杰、郭景惇等不服上诉为理由，拒绝中共代表团再次前往查阅材料，使中共代表团的调查工作无法深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中共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能说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在广大同学的愤怒反对和中共代表团据理斗争之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来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于1928年秋，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博古曾把这场因“江浙同乡会”引起的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称为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江浙同乡会”事件从出笼到利用向忠发以及米夫、王明亲自散播，又依靠苏联格伯乌的参与和镇压，使这场事件远远超出了中山大学内部中国学生的纠纷范围，不但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列宁学院以及军事院校学习的一些中国学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虽然最后的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但是，“江浙同乡会”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破坏了同学之间的团结，使一部分同学因此遭受打击和迫害，而且在以后仍然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俞秀松后来被打成“托派”的证据之一，就是他“组织‘江浙同乡会’”；在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已经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之后，王明教条宗派在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斗争中，仍然给一些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同学扣上“江浙同乡会”残余的帽子；甚至一些苏联的历史学家在今天，仍然认为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存在着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不同派别”。

实际上，被诬为“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陈启礼、左权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并不是什么“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派别。

王明对于自己策划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不隐瞒。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承认自己“积极反对托陈分子组织的所谓‘江浙同乡会’，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大会主席的决议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