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教条宗派虽然有米夫为其撑腰，又得到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山大学广大学生中间仍很孤立。在会议上、墙报中、饭堂里，同学们激烈批评米夫、王明的派别活动，王明等人也制造出一顶顶的帽子扣在广大同学身上。

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存在着“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别”。这些“反动派别”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形成了反动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必须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使中山大学里的一批党团员遭受打击迫害，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也横遭诬陷。广大党团员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工人反对派”

中国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由于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学生也纷纷离校回国，在校学生急剧减少。虽然环境险恶，按照原定计划招收的第三期学生还必须照常入学。

这时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已经发生了转变，强调招生时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而且中共中央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也有计划地把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第三期学生中有很大一批是出身于工人的同志。例如。后来被王明教条宗派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的李剑如，是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骨干；余笃三是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吴福海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法国的一批华工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中山大学学习。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使中山大学内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自以为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逐渐成了中山大学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公开代表。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因为是工人出身，成分好，米夫一派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胆子特别大，拥护他们的人很多。”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确实给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成为他们宗派活动的一个障碍。因为共产国际此时特别强调产业工人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就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产国际都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化的意义。因此，如何对待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王明等人也颇费脑筋。

“他们披着天衣无缝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外衣，就足以使党支部局和学校当局陷于极大的窘境。”

王明教条宗派在这批工人出身的同学进入中山大学之初，也力图把他们拉过来控制为自己的势力。可是，由于学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引起了广大同学的普遍不满，王明教条宗派依仗米夫的撑腰，利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权力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行为也引起了这些同学的反感。“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③特别是王明教条宗派对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轻蔑态度，更使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不满。他们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代表团成员有着特殊的敬重和爱戴，经常向瞿秋白等代表团成员反映情况和请教问题，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的派别活动也逐渐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