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炮声是如何传布入国并被融化进中国革命实践的?从媒介学的角度说，靠的是翻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若没有那些精通外文又甘心情愿献身工人运动的“赤色知识分子”把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列宁的、早期斯大林的，以及诠释经典理论的书籍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还有共产国际的指令、文件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靠“悟”是悟不出来的。瞿秋白因为精通俄语，粗通英语和法语，又到了莫斯科，在这之前的生活阅历又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潮流反传统的济世救国的思想，加上他的努力和十月革命本土的红色感染，这个“东方稚儿”才成功地成为中共早期领袖人物。

3．全面系统地宣传和研究共产国际的人

瞿秋白作为记者，他具有职业的敏感和敏锐性；作为热血青年，他对苏俄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强烈的兴趣和爱好；作为一个准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他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知识修养；作为曾经读过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他在莫斯科有良好的语言条件。正是这些使瞿秋白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而他也在苏俄的心脏如鱼得水，并很快登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开始向国内介绍和宣传共产国际。

从共产国际诞生的历程看，它是由列宁和俄国共产党领导一手创办起来的。这就使摆正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关系成为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从理论上讲，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应该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成员党，俄共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是事实上，共产国际从诞生之日起，越来越成为苏俄国家政权的一个机构，成为苏俄政府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布哈林曾言，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外交政策应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战略需要”出发，但是，苏俄政府并不给共产国际以决定“整个无产阶级战略”的权利（按照理论，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而是把这个权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然苏俄政府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领导理念有所不同，列宁虽然排斥共产国际参与对苏俄外交政策的任何领导，但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他的外交政策中，苏俄的利益是服从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服从于整个世界革命的利益。但是，从1922年年底起，列宁中风，病重，卧床不起，直到逝世，苏俄的领导权逐渐过渡到斯大林手中，随之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化。此后，不再是苏俄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反过来适应苏俄的外交政策了。共产国际变成了俄共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一个机构，成为苏俄政府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因此，我们在谈论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时，实际上就是莫斯科领导中国革命。用公式表示就是：莫斯科=俄共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

在中共党史上较早宣传和介绍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有李汉俊、李达等人，他们在共产国际成立不久就开始撰写文章，通过《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向中国的先进知识青年介绍有关情况。相对于他们，瞿秋白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和介绍，要显得更全面、集中和系统一些。到莫斯科不久，他与俞颂华、李宗武一起就采访了共产国际事务局。接着他在报道俄共十大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一文中，专门写了“第三国际会”一节。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后，他的视野更是拓展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以《莫斯科之赤潮》为题，报道了1921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四个国际性会议。此后他接连写了《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反对社会革命的革命党》、《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世界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少年共产国际》等介绍和研究共产国际的文章。由于瞿秋白身处共产国际的诞生地，对共产国际这一革命组织可以就近观察、思考，而且使用的是俄语，不像李汉俊、李达他们是通过日语、英文等转译，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宣传、介绍比较全面系统，甚至有较深入的研究。瞿秋白主要从下列方面展开介绍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