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共三大上马林的坚定支持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工人罢工斗争蓬勃兴起。在1921至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铁路工人形成了一支主要力量。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由于遭到军阀吴佩孚派出的大批武装军警的阻挠和破坏，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2月7日，罢工遭到武力镇压。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派遣负责领导这次罢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张国焘到莫斯科汇到有关情况。

张国焘到莫斯科后，在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红色工会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的接触中，发现共产国际东方部内对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建议并非完全一致的赞同。他了解到原来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竟然差异很大。1923年5月中旬，张国焘返回中国。他告诉马林，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马林是右派。这样，共产国际领导层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和分歧被张国焘从莫斯科带到了中国，带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共三大的会场。

1923年6月10日至19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时，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服从国际决议，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已是共识。但是我们从马林当时记下的工作笔记看，会议代表尤其是高层代表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会上流露着马林和陈独秀想要解散和搞垮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二是张国焘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左中右三派的说法也在会议上流动；三是一些同志主张抛开国民党，把中共建成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如张国焘和蔡和森二人就持这种观点。

对于国共合作，中共党内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支配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的历史因素很多，如在1922年至1923年初，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下，这期间工人运动由沉寂走向勃兴，且十之八九都是胜利的，党处在顺境之中。于是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认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不需要联合国民党的力量，单纯依靠无产阶级就能取得革命成功。同这种看法遥相呼应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领导人萨法罗夫和维经斯基等人所持的异议。他们的看法也有其客观存在的原因：一是孙中山这时虽然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示好，但是他统一中国的决心和途径依然体现在依靠军阀打军阀的方式上；二是维经斯基认为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它必将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因素，应当把工人运动看作是中国反帝斗争中最现实的因素。这种分歧不能不影响到制定决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图20）

国共合作问题是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中共虽然与马林在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却并没有在全体党员必须参加国民党、工人运动也在国民党内发展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6月12日，大会一开始，陈独秀的报告一结束，大会的争论就开始了。马林要求中共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活动，包括工人运动。陈独秀同意马林的意见，认为工人阶级目前还很弱小，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只有与国民党合作，将工人运动也纳入到国民党的工作中，共同推动国民革命，才能壮大我们的组织。张国焘不同意陈独秀和马林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不成熟，因为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运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让已经加入的同志“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说，没有加入的，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不必再加入，至少我们在北方不应该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应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独立开展工会工作。蔡和森的意见与张国焘相似。

大会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实，对于大会出现的分歧和争论，马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对国共合作的决议能否在大会上顺利通过心存疑虑。为此，一方面他找各地代表谈话，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以便消除异见，排除障碍；另一方面，他把从苏俄回国不久的瞿秋白作为倚重的力量，向他征求意见。瞿秋白除了主编《新青年》创刊号外，到广州后主要是参与三大的筹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负责起草三大的党纲草案，并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还与张太雷一起将共产国际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以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6月12日，瞿秋白以苏俄归国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三大的开幕式。虽然与瞿秋白接触时间不长，但马林欣赏他的才华和能力。为了了解中国同志的想法，马林问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