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迎头痛击“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后期的一天，杨之华前往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办事。进入办公大楼后，她发现走廊上、办公室里到处堆放着一捆捆小册子 ，封面上印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著者戴季陶。杨之华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瞿秋白。

戴季陶，又名传贤，笔名天仇。四川广汉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1919年6月8日，他与沈玄庐等人创办《星期评论》，这是五四运动后创刊的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革命刊物。作为主编，戴季陶在该刊组织翻译和发表了不少马克思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此，瞿秋白是熟知的。他说：

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至于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

这是瞿秋白在早已痛批过“戴季陶主义”之后的1927年说的。1925年的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其右派嘴脸日益显现，反共活动逐渐公开。五卅运动后，戴季陶闭门谢客，在家潜心著文。他以《民生哲学系统表》为基础，先后撰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遂使有系统的戴季陶主义出笼。这两本小册子出版后，深受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欢迎，被他们奉为权威理论，翻印数量多达十几万册，并有几种外文译本。

戴季陶主义激起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不满。他的理论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右派赤裸裸的反动言论，而是鼓吹所谓“纯正三民主义”，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来歪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目的是限制和削弱日益活跃的共产党，因而在理论上更具有煽动性、欺骗性。戴季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内反共势力集结的旗帜，给国民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批判戴季陶主义，刻不容缓。

瞿秋白首先意识到戴季陶主义的危害性。他在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提出，必须对戴季陶主义迎头痛击。但是当时党内对戴季陶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戴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对他的小册子不必太过在意。但是，瞿秋白与任弼时等人据理力争，最后会议决定反击戴季陶主义，并责成瞿秋白撰文批驳。

据杨之华回忆，瞿秋白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找了一些同志了解各方面对戴季陶主义的反映，收集右派反共活动的材料，仔细研究戴季陶的小册子。他一边凝神思考，一边在家里的小块空地上来回踱步，或者坐到椅子上吸着烟，嘴里不知不觉地咬着笔端。他全神贯注地打着腹稿，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思考成熟后，就开始动笔，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字迹整洁，像重新抄过的一样。伏案工作一夜，瞿秋白写成近万字长文，批驳戴季陶主义，其标题是《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不仅要在思想上摧毁工人的阶级斗争，而且要削弱工人阶级作为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要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戴季陶故弄玄虚，大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正如瞿秋白所言：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唯心论的一种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