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共在组织上正处于一种崩坏状态中，许多党员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党员人数也由原来的近6万锐减到1万人左右，党的组织大部分被破坏了，一些幸存下来的党组织大多数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仅仅把党组织转入地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措施拯救党员人心，拯救党的组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党的组织从崩坏状态中拯救出来。一是要求各省省委或临委，须指派专人做成“白色恐怖时期中组织变动的经过和教训”及“白色恐怖时期中被难同志（死伤，在狱）的履历和统计”等报告寄到中央。这实际上是用文字形式整合处于散乱、崩溃中的党组织。二是每一个党部都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察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党员之忠实与否。这种审查虽然不是清党性质，但它既可使党内不可靠分子受到排查，又对正在退与不退党、脱与不脱党之间犹豫不决的意志不坚定分子起到遏制作用，从而达到纯洁党组织队伍、保存多量党员的目的。三是“早在9月份，军事委员会（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引者注）下面就成立了情报局，情报局出色地进行着工作”，主要用从肉体上消灭叛徒的办法阻止脱党、退党分子叛变革命，破坏党组织；同时依靠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深入敌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中共党组织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捍卫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

在中共党组织被整体转入地下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向布尔什维克化迈进。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可是又要求中共“不退出国民党”。不过，很快莫斯科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党人都意识到应该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 因为“对于在整个这段反革命持续猖獗的时期付出了成百上千生命代价的大部分有觉悟的革命工农来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 。因此，9月19日，瞿秋白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取消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决定，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党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共才真正从组织上向布尔什维克化迈进。

当然，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组织自身建设问题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关于这一点，瞿秋白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所反映：

我们党的力量实在有很大的弱点。虽然，我们在八七会议之后，竭力求改良党的情形，但是至今没有多大的成绩，尤其是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最好的党部受着很大的摧残。

现在：（1）白色恐怖到处摧残我们的干部，江苏已经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的顺直也是如此；（2）城市中组织有削弱的趋势，有流动“过门”的现象，尤其是上海；（3）乡村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个人领袖；（4）群众，尤其是上海，觉得党是他们之外的组织，希望党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救济问题。这些现象自然各是不好的现象。

必须努力使党能发展而深入工农群众，提拔新的工农分子到干部中来，实现必须的民主主义化（在可能的条件之下）。

这种党主观力量的生长，能不能赶得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是一切（个）很严重的问题。

除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外，转折关头的瞿秋白还以其党内最高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在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及其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进行了可贵的前期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革命道路怎么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每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民主革命应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然而在1927年，它却是全党为之困惑和需要探索的艰巨问题。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前进方向，但是通过何种途径将它们结合起来并不清楚。党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因此，八七会议以后，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全国各地尤其是湘鄂赣粤四省爆发的大小暴动和武装起义几乎都以“攻城”为目标。可见整个斗争受“城市中心”观念的影响。

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人们对未来常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攻城的武装斗争接连失利，而被赶到乡村、山区和湖区的革命力量需要正确的指导，客观的革命形势迫使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必须努力地去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从1927年11月开始，瞿秋白通过论文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文件，提出了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工农革命军和不急于攻城的思想，并且根据中国政治斗争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开始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观念。

在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既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也有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可贵探索。他指出：